49年徐向前率部总攻太原（49年徐向前率部总攻太原）

1948年6月，徐向前率领刚成立的解放军第8纵队与阎锡山的“亲训师”以及“亲训炮兵团”在汾河滩上遭遇了。虽然阎锡山的这支王牌部队装备精良，但在这一场硬碰硬的较量中却根本不堪一击，8纵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全歼了这支部队，只有少将师长陈震东带伤侥幸逃脱了出去。

阎锡山得到这个消息，差点晕倒在地，口中连连痛苦叹息：“我阎百川白活了65岁，让这个邻村的乡亲后辈整得好苦。”

阎锡山所说的“邻村的乡亲后辈”指的正是徐向前。

此时的徐向前，47岁，他的老家五台县永安村与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仅一河之隔，相距不过十余里。阎锡山大概没有想到，动摇和摧毁其统治的会是两个后辈乡亲，徐向前是一个，另一个是薄一波。薄一波的老家蒋村，距离河边村同样不过十来里地。

让阎锡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亲训师”被全歼，只是他“叫苦连天”的开始。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解放军如同出鞘的利剑，紧接着又在晋中一举击溃了晋绥军主力赵承绶部。

历时一个多月的晋中战役结束后，阎锡山的十万大军被消灭，三十一名高级将领被击毙或俘虏，晋中十四座县城被解放，太原成为一座孤城。这意味着阎锡山所能控制的区域，只剩下南北约60公里，东西约50公里的一块很小的区域。

这一系列的胜利，让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兴奋不已，在确定夺取全国胜利战略任务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打断徐向前的汇报，激动地问：“你们还不到六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十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八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

当时，晋中战役的大胜，除了歼灭阎锡山的十万主力，还有一点也是格外重要的，那就是将太原的战略地位凸显了出来。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之后，与太原的距离不过200多公里。从战略态势上讲，太原不克则山西不稳，山西不稳则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的安全。

阎锡山老奸巨猾，当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以城复省，以省复国”的战略幻想。

受到这一战略幻想的鼓动，临汾攻坚战时，阎锡山就曾与傅作义合谋夹击石家庄，计划未能实现，5个月后，傅作义又企图以“援晋兵团”的名义偷袭西柏坡。关键时刻，幸亏中共秘密战线提前获取了情报，解放军严阵以待，傅作义闪击西柏坡的计划才胎死腹中。

另外，从解放全中国的大棋局上看，太原也极具战略意义。它是大西北的后方，只要太原还掌握在阎锡山手里，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就将受到严重牵制，始终有后顾之忧。

对西北坡而言，1948年6、7月间的太原，是战略攻取的问题；对南京蒋介石而言，此时的太原则是战略据守的问题，只要太原还在手里，西北的局面就不至于全面败死。

正因为此，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匆匆飞抵太原，与阎锡山深谈了四个小时。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太原。此时的蒋介石尽管已经被东北、山东战场搞得焦头烂额，但他还是向阎锡山许诺将尽最大力量救援太原，以确保这一战略要点。

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下令，拨给太原粮价款20万亿元，运费10万亿元，这笔巨款占到国民党政府当年7月总支出的五分之一。

在民国军阀中，阎锡山控制军队，有他一套独特的理论，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

阎锡山据守太原，有着什么样的”主义“呢？

没有任何新意，但却异常的顽固。

为据守太原，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发出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

阎锡山“令出必行”，此后郝志中、肖利锋、姜啸林等数十名或丢失阵地，或作战不利的团营级军官均触到眉头，遭到就地枪决。

1948年下半年，眼见山西战局吃紧，北平一些山西籍军政人员奉劝阎锡山离开太原或走政治解决的道路，阎锡山严词拒绝后，为表示以身殉城的决心，特意让北平办事处为他空运一副棺材到太原城。

1948年10月，随着太原外围的要塞被陆续攻克，阎锡山的晋绥军被压缩到不到15公里的狭小地带，太原孤城已陷入环形包围圈。但是徐向前的部队，伤亡也比较大，只有未投入战斗的4个团完好无损。而这时候，阎锡山却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军第83旅的增援，并且抢修了5个机场，打通了外援通道。

眼见迅速攻克太原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并决定调派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杨得志部赶赴太原增援。

然而，就在一场恶战即将打响时，徐向前兵团却突然接到了中央军委要求缓攻太原的命令。

这一道命令，不是因为阎锡山难攻难啃，需要从长计议，而是中央军委在下一盘高明的大棋。

中央军委发出这一道命令的时间节点，是1948年11月中下旬，淮海战役刚刚拉开序幕，中央军委决定调派刚刚打赢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中央军委考虑到，如果此时攻打太原，很可能会使北平的傅作义集团感到孤立，进而弃城南逃，那样的话，吃掉傅作义集团就难了。

因此，缓攻太原，实则是战略举动，目的是将傅作义定在北平。

缓攻的命令传达下去后，整个太原前线部队随即转入了长达近五个月的围城休整阶段。这期间，徐向前的肋膜炎复发了，只好转移到离太原城30公里的峪壁村休养。

1949年3月28日，彭德怀在参加完七届二中全会返回西北途中特意来到峪壁村，一来看望因病没有到会的徐向前，二来准备在太原战役结束后带走第18兵团去参加解放大西南的作战。

见到彭德怀，徐向前颇有胸襟智慧地提议，请彭老总留在太原前线，参与指挥即将发起的太原战役。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提议，只是为了保持指挥的连续性，作战命令和报告仍然沿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

在当时，缓攻太原，还有一步棋下得也是极其精彩，那就是在休整期间，全方位地开展喊话运动，政治瓦解晋绥军，甚至包括阎锡山本人。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我还写信给梁化之，意在通过梁化之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很伤感地对梁化之说：‘我已经作为蒋介石的部下，侍候蒋介石了，上了蒋介石的船，再退回来已经为时太晚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一直没有停止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

阎锡山奉行“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生存哲学，蒋介石很清楚这一点。为了防备阎锡山在太原耍弄“和平伎俩”，成为另一个傅作义，蒋介石通过阎锡山的心腹贾景德给太原拍电报，转告他的意见，即太原从大局上已绝难再长久支撑，阎锡山和其他军政干部应尽快乘飞机撤往西安，晋绥军可由胡宗南派兵接应突围西渡。

回绝薄一波的“拉拢”，阎锡山将话说得很伤感；拒绝蒋介石的“好意”，阎锡山则把话说得十分悲壮。

在给各色人等的回电中，阎锡山先说，“不死守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接着又说，“山自以为老而无用，任一事结一局以了此生”，最后还说，“决死太原”，并且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魄：“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

这样的阎锡山，虚伪不虚伪，留到后面再评论不迟，但有一点可以讲，阎老西骨子里的执念是民国其他军阀没法比拟的，这让他在某些方面，既传统又可怕，并且不由地让人侧目。

其实，早在放话“决死太原”之前，阎锡山就已经在用他那可怕的“执念”在守城了。

抗战胜利太原光复后，阎锡山着重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狂修碉堡工事。他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太原周围30里以内要修筑10000个碉堡，并且公开宣称：“共产党凭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铁弹换肉弹，来多少，就消灭他多少。”

然而，太原有再多的碉堡，也只能换来阎锡山的短暂叫嚣，却无法阻挡天下大势。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到太原，人心浮动，尤其是有家属在北平的山西军政人员。

徐向前认为这是劝说阎锡山看清形势的一个契机，于是决定派人进太原城，充当说客。

起先，徐向前想派被俘的赵承绶去，此人是阎锡山一手提拔起来的，跟随了阎锡山多年，属于绝对的心腹。

但有人提出来说，阎锡山这个人很顽固，昔日心腹充当说客，当心他翻脸杀人。

为了赵承绶的安全，徐向前思量许久，最后决定改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先进城试探。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阎锡山非但不听昔日老师的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竟然将年近八旬的老师以”策动反叛“罪公开枪决了。

不光如此，面对太原城内人心不稳，阎锡山还特意向侍从医官室的一名德国医生请教，什么样的毒药能最快致人死命？

这名德国医生告诉阎锡山，二战中德国军官将一种叫氰化钾的毒药嵌在牙里，咬破即亡，痛苦极轻。

阎锡山听了，立即叫川至制药厂日夜研制，但因技术不行，最终只造出一种水剂毒药。

1949年2月，在为赴太原采访的中外记者举行的招待会上，阎锡山特意在桌子上放了一大堆装毒药的小瓶子，屋外则放着那口从北平空运来的棺材。

面对一屋子的中外记者，阎锡山宣称：”鄙人决心与太原共存亡。已令药厂造出自杀药水，如果太原失守，我就和部下饮此毒药，同归于尽。“

这张体现阎锡山“英雄气概”的照片后来刊登在了美国《时代》杂志和山西的《复兴日报》上，阎锡山还在这张照片上亲自签名，特意送给了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人。

据说，当时太原城里的500基干，阎锡山每人发了一瓶毒药。其用意很明显，一旦太原城破，这500基干，必须杀身成仁。

对待部属，阎锡山很决绝，对待家人，那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1949年2月5日深夜，阎锡山身边的“五妹子”要求张日明、王延华两位贴身侍从，第二天下午4点之前，务必把阎会长的家人送往红沟机场，然后飞往台湾。

“五妹子”给出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你们知道的，会长为了鼓舞士气，把自己的棺材都做好了，毒药都准备好了，外国的报纸也登了，他是无论如何要和太原共存亡的。把老太太和夫人送走，是担心家眷在艰危时刻出来动摇他固守的决心。所以，为避免产生误会，此事要严格保密，前往机场时，车厢要罩起篷布。”

看着这一系列的架势，阎锡山似乎真的做好了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准备，可是就在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之时，阎锡山却以非常高大体面的理由，戏剧性地逃离了太原。

1949年3月28日，国民党谋求“划江而治”的和平谈判即将开始，有关山西的条件急需阎锡山前往南京去商定。于是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

第二天下午两点，阎锡山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宣读了李宗仁的电文，并表示自己离开太原后，“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会议开完，阎锡山随即乘车从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当时赴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阎锡山的“五妹子”阎慧卿。

“五妹子”阎慧卿原以为这次会像从前一样，自己要跟着去，不料在登机前，阎锡山却对她说：“我这次去不了几天，你就不必去了。你留在城里，尽量多到街上、阵地上露露面，帮我稳定军心，鼓舞士气。”

“五妹子”听了，恭敬地说：“大哥说甚就是甚，我等着大哥早些回来。”

阎锡山说：“你放心，我已经发誓要和太原共存亡，大哥说甚也不会做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

说完正要登机，阎锡山又突然回头指着准备随他去南京的侍从王延华，大声说道：“延华，你也不去南京了，回去挑上20名卫士，从今天起，你就专门保卫我妹子。”

后来许多人评价，在逃离太原的那一刻，阎锡山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他欺骗了“五妹子”。留下“五妹子”，就是要她代自己去死。只有这样，太原城里那一点可怜的军心，才不会彻底散掉，最后才会出现他想要的惨烈以及杀身成仁。

这一点是依据的，决战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断绝阎锡山飞回太原的通道，毛泽东曾指示前线部队：“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太原飞机场，阎锡山若回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锡山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那只有增加牺牲。”

毛泽东的指示，可谓看透了阎锡山。

他在决战前夜，逃离太原，既是为了保命，也是老奸巨猾的政治伎俩。

只有他不在，其他人才会彻底地沦为炮灰。

1949年4月21、22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风雨下钟山，一举突破长江天堑。4月22日夜，太原守军再次拒绝和谈。4月23日，徐向前命令炮兵部队1300门大炮到位，攻城部队将战壕推进到太原城下，准备最后攻城。

数小时后，总攻开始。

1300门大炮齐声怒吼，弹药消耗量，直逼淮海战役。

虽然攻城战斗异常惨烈，但解放军的摧枯拉朽，已成无法阻挡之势。4月24日清晨，随着新一轮的猛烈炮击，阎锡山留在太原，掌握军政大权的梁化之彻底绝望了，他和“五妹子”带着柏广元、王延华等卫士狼狈钻进绥署大院钟楼下面的防空洞里。

早上八点左右，梁化之代“五妹子”给阎锡山拟了一份绝命电文，然后叫卫士拿去给绥署秘书长吴绍之，即刻发往南京。

上午十点刚过，解放军一路血战，攻到了绥署大门口。

梁化之听到卫士冲进来报告消息，惊呆了。这时候，阎锡山的“五妹子”已经喝下毒药，躺在了一张小床上。

梁化之痛苦极了，之后他坐到床边的一张藤椅上，取出毒药，拧开瓶盖，艰难地仰起头，喝下了毒药。

做完这些，梁化之将手中的毒药瓶子扔掉，用力大喊：“王延华，你去把柏广元叫进来。”

柏广元进来后，梁化之说：“广元，最后麻烦你一件事了。把汽油浇到我身上，点上火。”

柏广元大哭，跪了下来。

梁化之说：“不要哭，我早对你们说过，太原城破之时，就是我的死期。把我和“五妹子”烧成灰，让他们甚也捞不着。”

直捣太原绥靖公署的是解放军第63军188师563团和62军185师553团。当官兵们冲到绥署大门附近时，守军的机枪仍在院内的制高点上疯狂扫射。幸好解放军刚刚缴获了守军的3辆坦克，坦克兵经劝告最终调转炮口，以两辆坦克火力掩护，另一辆开足马力，朝绥署大门一头撞去。

颇为讽刺的是，当解放军战士徐保义和陈勇夫首先冲到地下室洞口，用冲锋枪指着洞口，勒令里面人缴枪投降时，绥署参谋长赵世玲第一个走出来，竟一厢情愿地想和徐保义握握手。徐保义一声呵斥，赵世玲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丑陋。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阎锡山离开后，五人掌权小组之一的孙楚，这家伙从俘虏堆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他亲笔写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的一封信，说他可以马上下令守军停止抵抗，希望中共迅速派代表来和他谈判和平解决太原的问题——真是可悲滑稽到了极点。

上午十一点左右，被俘虏的400来名文武高官被集中在绥署大院内，他们每个人都有阎锡山发的毒药，但谁也没有勇气喝下去。

太原城被攻破时，阎锡山正在上海，得此“噩耗”，尤其是读到“五妹子”的绝命电，他崩溃大哭，之后枯坐几日，不吃不喝。

“五妹子”在绝命电中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阎锡山依此说法，在逃往台湾后弄出了一个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又是建冢，又是祭拜。

对此，李敖曾讥讽说：“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出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换做‘太原五百完人’。”

其实，阎锡山所列的“太原五百完人”，根本就是一场闹剧，解放后太原公安局曾有过专门统计，太原城破时，听从阎锡山命令“杀身成仁”者最多不超过一百人，而且这少量的人中间，还有一些阎锡山雇佣的日本战犯。

至于太原城破时的阎锡山，李敖依旧讥讽，他说：“别人死在太原，他却活到了台湾，和所有国民党逃到台湾的人一样，‘未克与父老同其始终’，一个个都是贪生之辈了。最有趣的，是阎锡山说他自己在太原围城时‘衔命在都，商承大计’，因在南京开会，所以未能赴难。但是阎锡山死的时候，阎夫人徐竹青、阎公子阎志敏、阎志惠及大批家属，均在台湾，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也来南京开会吗？可见阎锡山全家开小差早就妥为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