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徐向前率领刚成立的解放军第8纵队与阎锡山的“亲训师”以及“亲训炮兵团”在汾河滩上遭遇了。虽然阎锡山的这支王牌部队装备精良,但在这一场硬碰硬的较量中却根本不堪一击,8纵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全歼了这支部队,只有少将师长陈震东带伤侥幸逃脱了出去。
阎锡山得到这个消息,差点晕倒在地,口中连连痛苦叹息:“我阎百川白活了65岁,让这个邻村的乡亲后辈整得好苦。”
阎锡山所说的“邻村的乡亲后辈”指的正是徐向前。
此时的徐向前,47岁,他的老家五台县永安村与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仅一河之隔,相距不过十余里。阎锡山大概没有想到,动摇和摧毁其统治的会是两个后辈乡亲,徐向前是一个,另一个是薄一波。薄一波的老家蒋村,距离河边村同样不过十来里地。
让阎锡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亲训师”被全歼,只是他“叫苦连天”的开始。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解放军如同出鞘的利剑,紧接着又在晋中一举击溃了晋绥军主力赵承绶部。
历时一个多月的晋中战役结束后,阎锡山的十万大军被消灭,三十一名高级将领被击毙或俘虏,晋中十四座县城被解放,太原成为一座孤城。这意味着阎锡山所能控制的区域,只剩下南北约60公里,东西约50公里的一块很小的区域。
这一系列的胜利,让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兴奋不已,在确定夺取全国胜利战略任务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打断徐向前的汇报,激动地问:“你们还不到六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十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八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
当时,晋中战役的大胜,除了歼灭阎锡山的十万主力,还有一点也是格外重要的,那就是将太原的战略地位凸显了出来。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之后,与太原的距离不过200多公里。从战略态势上讲,太原不克则山西不稳,山西不稳则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的安全。
阎锡山老奸巨猾,当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以城复省,以省复国”的战略幻想。
受到这一战略幻想的鼓动,临汾攻坚战时,阎锡山就曾与傅作义合谋夹击石家庄,计划未能实现,5个月后,傅作义又企图以“援晋兵团”的名义偷袭西柏坡。关键时刻,幸亏中共秘密战线提前获取了情报,解放军严阵以待,傅作义闪击西柏坡的计划才胎死腹中。
另外,从解放全中国的大棋局上看,太原也极具战略意义。它是大西北的后方,只要太原还掌握在阎锡山手里,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就将受到严重牵制,始终有后顾之忧。
对西北坡而言,1948年6、7月间的太原,是战略攻取的问题;对南京蒋介石而言,此时的太原则是战略据守的问题,只要太原还在手里,西北的局面就不至于全面败死。
正因为此,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匆匆飞抵太原,与阎锡山深谈了四个小时。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太原。此时的蒋介石尽管已经被东北、山东战场搞得焦头烂额,但他还是向阎锡山许诺将尽最大力量救援太原,以确保这一战略要点。
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下令,拨给太原粮价款20万亿元,运费10万亿元,这笔巨款占到国民党政府当年7月总支出的五分之一。
在民国军阀中,阎锡山控制军队,有他一套独特的理论,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
阎锡山据守太原,有着什么样的”主义“呢?
没有任何新意,但却异常的顽固。
为据守太原,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发出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
阎锡山“令出必行”,此后郝志中、肖利锋、姜啸林等数十名或丢失阵地,或作战不利的团营级军官均触到眉头,遭到就地枪决。
1948年下半年,眼见山西战局吃紧,北平一些山西籍军政人员奉劝阎锡山离开太原或走政治解决的道路,阎锡山严词拒绝后,为表示以身殉城的决心,特意让北平办事处为他空运一副棺材到太原城。
1948年10月,随着太原外围的要塞被陆续攻克,阎锡山的晋绥军被压缩到不到15公里的狭小地带,太原孤城已陷入环形包围圈。但是徐向前的部队,伤亡也比较大,只有未投入战斗的4个团完好无损。而这时候,阎锡山却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军第83旅的增援,并且抢修了5个机场,打通了外援通道。
眼见迅速攻克太原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并决定调派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杨得志部赶赴太原增援。
然而,就在一场恶战即将打响时,徐向前兵团却突然接到了中央军委要求缓攻太原的命令。
这一道命令,不是因为阎锡山难攻难啃,需要从长计议,而是中央军委在下一盘高明的大棋。
中央军委发出这一道命令的时间节点,是1948年11月中下旬,淮海战役刚刚拉开序幕,中央军委决定调派刚刚打赢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中央军委考虑到,如果此时攻打太原,很可能会使北平的傅作义集团感到孤立,进而弃城南逃,那样的话,吃掉傅作义集团就难了。
因此,缓攻太原,实则是战略举动,目的是将傅作义定在北平。
缓攻的命令传达下去后,整个太原前线部队随即转入了长达近五个月的围城休整阶段。这期间,徐向前的肋膜炎复发了,只好转移到离太原城30公里的峪壁村休养。
1949年3月28日,彭德怀在参加完七届二中全会返回西北途中特意来到峪壁村,一来看望因病没有到会的徐向前,二来准备在太原战役结束后带走第18兵团去参加解放大西南的作战。
见到彭德怀,徐向前颇有胸襟智慧地提议,请彭老总留在太原前线,参与指挥即将发起的太原战役。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提议,只是为了保持指挥的连续性,作战命令和报告仍然沿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
在当时,缓攻太原,还有一步棋下得也是极其精彩,那就是在休整期间,全方位地开展喊话运动,政治瓦解晋绥军,甚至包括阎锡山本人。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我还写信给梁化之,意在通过梁化之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很伤感地对梁化之说:‘我已经作为蒋介石的部下,侍候蒋介石了,上了蒋介石的船,再退回来已经为时太晚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一直没有停止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
阎锡山奉行“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生存哲学,蒋介石很清楚这一点。为了防备阎锡山在太原耍弄“和平伎俩”,成为另一个傅作义,蒋介石通过阎锡山的心腹贾景德给太原拍电报,转告他的意见,即太原从大局上已绝难再长久支撑,阎锡山和其他军政干部应尽快乘飞机撤往西安,晋绥军可由胡宗南派兵接应突围西渡。
回绝薄一波的“拉拢”,阎锡山将话说得很伤感;拒绝蒋介石的“好意”,阎锡山则把话说得十分悲壮。
在给各色人等的回电中,阎锡山先说,“不死守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接着又说,“山自以为老而无用,任一事结一局以了此生”,最后还说,“决死太原”,并且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魄:“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
这样的阎锡山,虚伪不虚伪,留到后面再评论不迟,但有一点可以讲,阎老西骨子里的执念是民国其他军阀没法比拟的,这让他在某些方面,既传统又可怕,并且不由地让人侧目。
其实,早在放话“决死太原”之前,阎锡山就已经在用他那可怕的“执念”在守城了。
抗战胜利太原光复后,阎锡山着重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狂修碉堡工事。他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太原周围30里以内要修筑10000个碉堡,并且公开宣称:“共产党凭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铁弹换肉弹,来多少,就消灭他多少。”
然而,太原有再多的碉堡,也只能换来阎锡山的短暂叫嚣,却无法阻挡天下大势。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到太原,人心浮动,尤其是有家属在北平的山西军政人员。
徐向前认为这是劝说阎锡山看清形势的一个契机,于是决定派人进太原城,充当说客。
起先,徐向前想派被俘的赵承绶去,此人是阎锡山一手提拔起来的,跟随了阎锡山多年,属于绝对的心腹。
但有人提出来说,阎锡山这个人很顽固,昔日心腹充当说客,当心他翻脸杀人。
为了赵承绶的安全,徐向前思量许久,最后决定改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先进城试探。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阎锡山非但不听昔日老师的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竟然将年近八旬的老师以”策动反叛“罪公开枪决了。
不光如此,面对太原城内人心不稳,阎锡山还特意向侍从医官室的一名德国医生请教,什么样的毒药能最快致人死命?
这名德国医生告诉阎锡山,二战中德国军官将一种叫氰化钾的毒药嵌在牙里,咬破即亡,痛苦极轻。
阎锡山听了,立即叫川至制药厂日夜研制,但因技术不行,最终只造出一种水剂毒药。
1949年2月,在为赴太原采访的中外记者举行的招待会上,阎锡山特意在桌子上放了一大堆装毒药的小瓶子,屋外则放着那口从北平空运来的棺材。
面对一屋子的中外记者,阎锡山宣称:”鄙人决心与太原共存亡。已令药厂造出自杀药水,如果太原失守,我就和部下饮此毒药,同归于尽。“
这张体现阎锡山“英雄气概”的照片后来刊登在了美国《时代》杂志和山西的《复兴日报》上,阎锡山还在这张照片上亲自签名,特意送给了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人。
据说,当时太原城里的500基干,阎锡山每人发了一瓶毒药。其用意很明显,一旦太原城破,这500基干,必须杀身成仁。
对待部属,阎锡山很决绝,对待家人,那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1949年2月5日深夜,阎锡山身边的“五妹子”要求张日明、王延华两位贴身侍从,第二天下午4点之前,务必把阎会长的家人送往红沟机场,然后飞往台湾。
“五妹子”给出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你们知道的,会长为了鼓舞士气,把自己的棺材都做好了,毒药都准备好了,外国的报纸也登了,他是无论如何要和太原共存亡的。把老太太和夫人送走,是担心家眷在艰危时刻出来动摇他固守的决心。所以,为避免产生误会,此事要严格保密,前往机场时,车厢要罩起篷布。”
看着这一系列的架势,阎锡山似乎真的做好了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准备,可是就在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之时,阎锡山却以非常高大体面的理由,戏剧性地逃离了太原。
1949年3月28日,国民党谋求“划江而治”的和平谈判即将开始,有关山西的条件急需阎锡山前往南京去商定。于是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
第二天下午两点,阎锡山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宣读了李宗仁的电文,并表示自己离开太原后,“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会议开完,阎锡山随即乘车从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当时赴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阎锡山的“五妹子”阎慧卿。
“五妹子”阎慧卿原以为这次会像从前一样,自己要跟着去,不料在登机前,阎锡山却对她说:“我这次去不了几天,你就不必去了。你留在城里,尽量多到街上、阵地上露露面,帮我稳定军心,鼓舞士气。”
“五妹子”听了,恭敬地说:“大哥说甚就是甚,我等着大哥早些回来。”
阎锡山说:“你放心,我已经发誓要和太原共存亡,大哥说甚也不会做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
说完正要登机,阎锡山又突然回头指着准备随他去南京的侍从王延华,大声说道:“延华,你也不去南京了,回去挑上20名卫士,从今天起,你就专门保卫我妹子。”
后来许多人评价,在逃离太原的那一刻,阎锡山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他欺骗了“五妹子”。留下“五妹子”,就是要她代自己去死。只有这样,太原城里那一点可怜的军心,才不会彻底散掉,最后才会出现他想要的惨烈以及杀身成仁。
这一点是依据的,决战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断绝阎锡山飞回太原的通道,毛泽东曾指示前线部队:“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太原飞机场,阎锡山若回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锡山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那只有增加牺牲。”
毛泽东的指示,可谓看透了阎锡山。
他在决战前夜,逃离太原,既是为了保命,也是老奸巨猾的政治伎俩。
只有他不在,其他人才会彻底地沦为炮灰。
1949年4月21、22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风雨下钟山,一举突破长江天堑。4月22日夜,太原守军再次拒绝和谈。4月23日,徐向前命令炮兵部队1300门大炮到位,攻城部队将战壕推进到太原城下,准备最后攻城。
数小时后,总攻开始。
1300门大炮齐声怒吼,弹药消耗量,直逼淮海战役。
虽然攻城战斗异常惨烈,但解放军的摧枯拉朽,已成无法阻挡之势。4月24日清晨,随着新一轮的猛烈炮击,阎锡山留在太原,掌握军政大权的梁化之彻底绝望了,他和“五妹子”带着柏广元、王延华等卫士狼狈钻进绥署大院钟楼下面的防空洞里。
早上八点左右,梁化之代“五妹子”给阎锡山拟了一份绝命电文,然后叫卫士拿去给绥署秘书长吴绍之,即刻发往南京。
上午十点刚过,解放军一路血战,攻到了绥署大门口。
梁化之听到卫士冲进来报告消息,惊呆了。这时候,阎锡山的“五妹子”已经喝下毒药,躺在了一张小床上。
梁化之痛苦极了,之后他坐到床边的一张藤椅上,取出毒药,拧开瓶盖,艰难地仰起头,喝下了毒药。
做完这些,梁化之将手中的毒药瓶子扔掉,用力大喊:“王延华,你去把柏广元叫进来。”
柏广元进来后,梁化之说:“广元,最后麻烦你一件事了。把汽油浇到我身上,点上火。”
柏广元大哭,跪了下来。
梁化之说:“不要哭,我早对你们说过,太原城破之时,就是我的死期。把我和“五妹子”烧成灰,让他们甚也捞不着。”
直捣太原绥靖公署的是解放军第63军188师563团和62军185师553团。当官兵们冲到绥署大门附近时,守军的机枪仍在院内的制高点上疯狂扫射。幸好解放军刚刚缴获了守军的3辆坦克,坦克兵经劝告最终调转炮口,以两辆坦克火力掩护,另一辆开足马力,朝绥署大门一头撞去。
颇为讽刺的是,当解放军战士徐保义和陈勇夫首先冲到地下室洞口,用冲锋枪指着洞口,勒令里面人缴枪投降时,绥署参谋长赵世玲第一个走出来,竟一厢情愿地想和徐保义握握手。徐保义一声呵斥,赵世玲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丑陋。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阎锡山离开后,五人掌权小组之一的孙楚,这家伙从俘虏堆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他亲笔写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的一封信,说他可以马上下令守军停止抵抗,希望中共迅速派代表来和他谈判和平解决太原的问题——真是可悲滑稽到了极点。
上午十一点左右,被俘虏的400来名文武高官被集中在绥署大院内,他们每个人都有阎锡山发的毒药,但谁也没有勇气喝下去。
太原城被攻破时,阎锡山正在上海,得此“噩耗”,尤其是读到“五妹子”的绝命电,他崩溃大哭,之后枯坐几日,不吃不喝。
“五妹子”在绝命电中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阎锡山依此说法,在逃往台湾后弄出了一个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又是建冢,又是祭拜。
对此,李敖曾讥讽说:“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出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换做‘太原五百完人’。”
其实,阎锡山所列的“太原五百完人”,根本就是一场闹剧,解放后太原公安局曾有过专门统计,太原城破时,听从阎锡山命令“杀身成仁”者最多不超过一百人,而且这少量的人中间,还有一些阎锡山雇佣的日本战犯。
至于太原城破时的阎锡山,李敖依旧讥讽,他说:“别人死在太原,他却活到了台湾,和所有国民党逃到台湾的人一样,‘未克与父老同其始终’,一个个都是贪生之辈了。最有趣的,是阎锡山说他自己在太原围城时‘衔命在都,商承大计’,因在南京开会,所以未能赴难。但是阎锡山死的时候,阎夫人徐竹青、阎公子阎志敏、阎志惠及大批家属,均在台湾,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也来南京开会吗?可见阎锡山全家开小差早就妥为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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