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美术教育实践（徐悲鸿美术联考）

徐悲鸿创作《鲁迅与瞿秋白》

　　徐悲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还是一位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年轻时曾先后到日本、法国等国留学或研究美术，接受过系统的欧洲学院式美术教育，回国后又先后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教学中，徐悲鸿十分强调素描的基础训练，他坚持“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的理论，进而使这一理论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成为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教学的宗旨，影响了新中国美术学科招生考试、教学和创作的方式方法。

　　徐悲鸿有一个夙愿：那就是创建一所高档次的带有研究性质的美术学院。徐悲鸿虽然当时功成名就，但在中国美术教育陈旧落后的现实面前，他认为一个画家画得再好，成就再大，也只不过是一花独放。如果能培养出一大批画家，那么中国画坛才会万紫千红。徐悲鸿深感民族危难，又唯恐“画技失传”，既然不能在前线杀敌报国，就应该在后方振兴祖国美术教育，为中国美术屹立世界之林奉献自己的力量。

　　徐悲鸿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培育新人。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教学期间，课堂上他总要在每个人的画前看一遍，用欣赏的目光去发现学生画上的闪光点，看到好的画作便情不自禁的说道：“很好，很好！”如发现学生画得不好的，他都要亲自动笔，让学生感受到画技的点睛之笔。徐悲鸿总是热忱的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画法去画，甚至还用自己的画与学生交换，鼓励学生积极向上。

　　1942年秋季，徐悲鸿在重庆石家花园内，创建了带有研究性质的中国美术学院（实质为中国美术研究院），徐悲鸿担任院长。当时国统区的《商务日报》在10月25日刊登了“国立艺术研究院徐悲鸿院长在筹备中”的新闻。

　　徐悲鸿创建中国美术学院的目的在于：“把中国有才能、有理想的画家集中起来，创作以写实的技巧表现生活内容的作品，开创一条新型艺术的途径。”因此这个学院不对外招生，只聘请在国内美术界有一定影响的画家为研究员，目的是研究美术理论，推动和繁荣中国的美术创作向前发展。刚一建院，徐悲鸿就亲自拟定了学院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的用人标准，规定应聘人员必须拥有50幅以上有名的作品，文笔一定要流畅，艺术要有相当高的造诣。徐悲鸿在重庆先后聘请的数名研究员有张大千、吴作人、张善子等艺术精英，荟萃了一批著名的爱国艺术家。

　　抗战期间，中国美术学院物质条件十分落后，没有电灯、自来水，喝的是池塘里的水，吃的是粗糙的大米饭，住的是非常简陋的木质结构的房子。在这样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大家仍然努力工作，成就凸显。譬如，1944年中国美术学院在重庆举办了大型美术展览，参展作品达到500多幅，使山城人民大饱眼福。

　　徐悲鸿为了办好这个研究学院，可谓呕心沥血。他曾说，“这个学院美术教育是第一位的工作，创作活动只居第二位。”美院成立后，为了让学院师生体验生活，徐悲鸿利用暑假带领美院筹备处人员到都江堰和青城山写生，还利用庚子赔款推荐优秀的研究员到欧洲考察学习，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爱国艺术家们在重庆从事教育、文化艺术活动，其学术研究成果与绘画创作影响巨大，这对重庆乃至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事业起到了很大的培育和推动作用，为中国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培养出了众多的优秀艺术人才。美术教育家潘天寿曾说：“20世纪中国美术史绕过中央美院就会黯然失色，而绕过重庆就定然会支离破碎。”这说明了徐悲鸿创建美院的重要作用。

　　徐悲鸿艺术学院拥有一支教学、科研上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教授4名、副教授4名，硕士生导师2名。一些教师成为相关专业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在上海乃至全国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徐悲鸿艺术学院秉承并坚持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艺术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及时满足社会人才需求，逐步形成明显的办学特色。多年来探索实践形成的优势和特色，在师资队伍层次、结构、教师科研创作及教学改革、师生国内参展参赛获奖、历届毕业生就业等各方面都有良好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主席，而他培育的学生，很多成为著名艺术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有生力量。（胡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