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聊与张思德有关系吗

答：电影《张思德》的总策划张和平与导演尹力说，《张思德》的最初想法是今年3月他们在饭桌上聊出来的———这一历程就印在电影宣传册里。不论是主旋律、商业片或艺术电影，大量影视作品的确常常肇始于这个场所。今年9月8日，是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60年之后，张思德似乎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被年轻人生疏淡忘。至少，编剧刘恒16岁的儿子知道张思德———当初他曾对父亲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要接这个活儿？刘恒对记者说，“不过昨天他看了片子，跟他妈妈说，觉得拍得很好。我心里就踏实了。”　　归结到一点就是善良写作剧本之前，刘恒与尹力看了大量延安时代的新闻记录片。在《张思德》的影像和画面上，尹力做了很多实况还原：延安军民狂欢般的生产、跳俄罗斯舞的女兵、在大河滩里的大合唱……“有了精神力量以后，全力以赴追求某种理想状态的那个劲儿，特别好。那些人以后不断地经历了一些政治挫折、生活挫折，包括国家的命运也是起起伏伏，但仍然不能否定这种精神状态的价值。”刘恒感叹。　　记者：你为什么会接下这样一个剧本？　　刘恒：儿童、少年和青年时代，我都在学习《为人民服务》，都在认识张思德这个人。那时候虽然掌握的材料不多，但已经用自己的脑子虚构，或者说幻想了一个可能的形象。我15岁当兵，部队对战士的要求，基本上就跟张思德是一样的：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有做人的标准都是这些标准。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象这么一个人，但没有想到要以艺术的手段去再现他。我之所以能接这个活儿，跟我早年的经历，跟我对这个人有很大的亲近感，都有关系。　　记者：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的兴奋点是什么？　　刘恒：你说是某种道德感也好，或者就是上一辈人的某种信仰。　　后人应该永远会比前人站的角度更新一些，回去观照你的父辈。这个时候肯定有一些东西是要去否定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要肯定的。　　我觉得否定的工作———否定什么、怎么否定，要做；但是同样不能忘掉肯定的工作———要肯定什么、怎么去肯定。　　你的父辈、父辈的父辈，就是民族的祖先，毕竟给你留下了一些很好的东西，使这个民族几千年延续到现在，而且活力仍然没有丧失。必定是一些很优秀的东西、很值得传扬的东西在起作用。要真往深处想，我觉得这部影片是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找一个值得肯定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民族的支柱，而且是我们性格中最主要的一个长处。　　记者：具体讲，是什么东西？　　刘恒：美德有许多种，我们通常说的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实际它会有许多具体表现，比如谦虚、忠厚、坚忍、能吃苦、利他、忠孝…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不能轻易否定掉的。尽管所有品德都有两面性，某一类品德稍微过一点，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像鲁迅说的：“忠厚是无用的别名。”有很多的标准，归结到一点就是善良。　　我用一部影片只能完成一个任务，这就是戏剧的同一律：一个主题得贯穿到底。　　你既可以把它看成生活的一种常态———这个人就是道德感特别强，就是觉得这样做的时候特别舒服；你还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理想状态。　　实际上我们人类都有特别美好的愿望：什么样的状态最好呢？还是相互关怀最好呢？还是人与人之间和谐、一人有难大家相助好呢？即便是现实状况与此相去甚远，人类还是没有磨灭这种理想，还是对生活怀有某种希望，这希望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有一部分人，或者是跟性格、或信仰、或宗教感觉有关，他都会作出这种选择，他觉得这样做人舒服，这在精神世界上很开阔。　　记者：他信的是什么呢？　　刘恒：“让吃不饱的人都吃饱肚子。”在电影里有这句台词。很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生存，我也要让大家都生存。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理想的境界。　　当然我还是认为，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惟一的人生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权利。但人类总得朝一个更美好的境界走过去，单纯的竞争、优胜劣汰、动物法则，不是人类的前景。从世界的角度看，对资源的争夺越疯狂，对人的伤害也越深。大家都在抢夺利益，是什么前景啊？牺牲一大部分人的利益，造就了少数人的幸福。宗教的理想就更虚无缥缈了，他觉得我在这个世界就得不到幸福，人间就是地狱；我在未来的世界、去了天堂才能得到幸福，这对人的现实生活没有太大的帮助。跟这些纯粹宗教化的选择相比，我觉得还是在世俗生活里，坚持某种人生的信仰，可能更适合大多数人的状态。　　记者：有什么样的手段能增加这种东西的说服力呢？　　刘恒：理想和现实永远是处于事物的两端，人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停地寻找平衡。　　最有说服力的，不是对理想的叙述和颂扬本身，而是在理想的照耀下，在现实中你所采取的行动。比如说我一个政治家要宣扬一个信仰，我宣扬得很透彻，口号喊得很响亮，仍然不能对现实有所作用。与信仰相协调的行动必须得跟上。　　一个电影能起多大作用？无非是通过艺术发挥自己的声音而已。在观者欣赏的这段时间里你能跟他交流，至于他作出什么样的人生选择，你无法左右。但是你至少可以通过这部电影，让他感到一丝暖意，他要用这种温暖关怀自己的人生甚至关怀周围的人，整个社会将因此受益。　　遮蔽不利信息是任何人的权利与《本命年》、《秋菊打官司》、《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主角相比，张思德同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对刘恒来说却恐怕是最难把握的一个。尽管这位中央警备团战士因得到主席的褒扬而留名，《为人民服务》一文也至今还列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历史对于他的生平记载却极其简略。　　在影片里，大量细节塑造出一个精力旺盛、善良憨厚的小个子士兵：夜幕降临，黄土高坡上荷枪奔跑的张思德从安塞赶回延安，参加内务班的合唱演出。正唱着，舞台一侧的灯泡坏了，他跑过去当梯子，驮起战友换灯泡；回到营舍，别人上炕睡觉，他却跑到厨房帮老炊事员磨豆浆；炊事员推开他，他憨笑着坐到门口编起草鞋。次日，主席认出了昨晚的“梯子”，上前问他话，三个问题却被他身边三个战士一一回答。　　“有思想，有道德，就是缺张嘴。”主席笑着评价。球场上，篮球让战友扔下山坡，张思德会抢着去追；追到半路碰见老乡的猪跑了，他又跑老远去追猪。张思德的同乡战友、负责物资供应的刘秉钟因在货物中夹带一匹洋纱，被关押起来悔不欲生；张思德去狱中批评劝慰，更三番五次去找刘的女友，请求她万不可放弃刘秉钟……　　记者：影片里大量关于张思德的生活细节，是来自历史资料还是你的创作居多？　　刘恒：现有的对张思德的了解，还不足以完成一个剧本，所以我还得广泛地去搜集那个年代的历史事件、延安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采访张的战友，到延安去实地参观革命旧址。信息来源是广泛的。最后看起来有好多虚构的东西，但实际在当地、历史事件中都能找到影子。　　举最简单的例子，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说张和“洛杉矶幼儿园”的一个孩子有什么关系。但“洛杉矶幼儿园”是存在的，就是延安保育院，张思德也是存在的，极有可能建立这种联系，完全说得过去。另外张思德1933年参加革命，他的家乡仪陇县出过朱德、罗瑞卿和张思德三个革命名人，将近两万人参加红军，战死与失散的有四五千，很多人到了陕北，战友有进步比较快的，当到了团长旅长。你可以设想延安有他的老乡，但档案里没有任何他与他的老乡交往的记录，所以刘秉钟的角色完全虚构。虚构角色的时候还不能脱离当时延安的司法现实。所以又找了延安当时一些党内经济犯罪、审判记录，所以也是很有根据的。　　记者：其实我们也能接触到一些不同的“史实”，甚至直接关乎张思德这个人物历史的真实性。你觉得是塑造一个理想化偶像重要，还是真实性重要？　　刘恒：那些信息我们也都看到过，毕竟那是非常复杂的一段历史。　　遮蔽不利信息几乎是任何人的一个权利，而且几乎不存在不遮蔽信息的人。颂扬一个人或者诅咒一个人，所有的信息发布是有鲜明的动机和目的的。我这个事不是要拆台、不是要添恶心嘛；你本来是要给大家一个很亮的东西，很干净的东西，让大家心里暖一下。我在另外一部作品里给你一个冷的东西、尖利的东西，把你刺痛一下，也有可能。　　现在的观众信息来源非常广泛，他自己的判断力非常强，应该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所以说如果有的观众、尤其年轻观众不接受我对张的解释，我理解他，不强求。但我让他看到善良的价值。　　你不接受张的做人方法，但是你不能拒绝善良。我要达到的就是这个目的。　　平淡化处理能拉近距离《张思德》将在9月5日全国首映，不少已经看过影片的电影工作者认为它是一部“不一样的主旋律电影”。用影片策划人张和平的话说，《张思德》是一部“无心插柳”的作品——与今年诸多主旋律电影相比，它在最初并没有多大的动静，而是在制作过程中和完成后，受到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　　6月26日，国家广电总局副总局长赵实、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等领导亲赴延安拍摄现场。看完部分样片后，赵实将《张思德》确定为今年广电总局的重点影片。龙新民在讲话中指出：“《张思德》选择了一个好的时机、好的题材、好的角度。北京市委一定大力支持影片的创作，大力支持影片的宣传、发行工作。”8月底，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影公司的诸多领导看过影片，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奋，纷纷指示一定要组织好该片的发行工作。　　记者：你对“主旋律”这个词怎么看？在创作《张思德》的时候，是否就想要做一部不一样的主旋律电影？　　刘恒：别人对主旋律电影的看法，要说我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大家对“主旋律”这个概念的认识是各不相同，是有偏差的。比如负责电影的干部，他觉得主旋律就是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所有这些方面是和谐统一的，他觉得主旋律影片就是出类拔萃的影片，也想这样去要求。可是一般人去写作的时候，因为主旋律电影选择题材的局限性———一般讲都是政治色彩比较浓的题材———在处理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难度。　　人的才华不会是无坚不摧的，当题材政治色彩太浓的时候，它有时会束缚你的手脚，或者对你的思想深度提出挑战，但是你又没有那么强的思维能力，这就造成这类作品有时候概念化、浅薄化、情节的简单化。这类作品接二连三出来后，观众会形成思维定势：一想到主旋律，就觉得肯定没意思。反过来说，仅仅是主旋律电影有这些毛病吗？拍武打片、文艺片，不也会有概念化、程式化、浅薄化、雷同抄袭……不也比比皆是吗？　　对《张思德》，我不认为这个影片是对之前主旋律影片一个多么大的超越，我无非就是做了一个有我个人特点的东西。从前所取得的成绩都值得肯定。　　记者：与你以前塑造的许多的小人物相比，张思德有什么不一样么？　　刘恒：我仍坚信，我写张大民的时候是在塑造一个艺术形象，我写张思德的时候仍然是在塑造一个艺术形象。我追求的是一个艺术的目的，我肯定不是在做一个宣传性的报道，或者我不是想以这种方式来喊一个政治性的口号。在这一点上我所有的创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远近深浅之分。　　现在《张思德》能够有一些新的状态、因素，可能跟我坚持一贯的创作态度有关系。　　记者：但是《张思德》并没有清晰起伏的戏剧主线，主要是堆叠事件描画人物。　　刘恒：通常的影片是要求戏剧性比较强，那些东西在审美上也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东西好像不适合那样去处理，平淡化的处理也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每个人的生活几乎都是这样：让你上哪儿去你就得上哪儿去，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干活不吭声，受了委屈算了、忍了。　　用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去肯定它，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你要是用一个不合理的方法去肯定一个应该肯定的人，反而对他造成损害。为什么会有人用虚假的方法去塑造这个人物？或者为什么用概念化的、虚张声势的方法去塑造这个人？很可能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不真诚的。或者创作力量付出不够……所以方法背后有一个良好的动机去支撑——这是自我赞美了。（编辑：郭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