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读懂汉朝

图1·昼夜阴阳和谐图（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藏）

一

这件画像砖是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所藏，河南洛阳出土，它产生的时间在西汉（图1）。台湾故宫博物院也藏有同样一件。目前，台湾故宫博物院对此藏品似乎尚没有解释。

图中画了象征白昼的太阳树和太阳鸟，以及背上有星辰、进而代表夜晚的两匹马。

古人认为“阳成于三”，所以画上的太阳鸟为三只。

古人认双数为阴，所以此画用两匹马象征夜晚显现的天驷星——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中“房”即房宿。房宿又叫房驷、天驷，《尔雅·释天》：“天驷，房也。”《注》：“龙为天马，故房四星为天驷。”《史记·天官书》“房为府，曰天驷”《索引》：“房为天驷，主（管帝王）车驾。”在商代，东方苍龙七宿是商民族的图腾星，其第四宿即房宿。七宿的任何一个星宿都可以代表苍龙星宿。这帧画马背上有星星“。”的表示，正是《星经》上《房宿》载房宿有星四颗组成之谓。"

图2·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马——它的鬃毛、尾巴上有人工修饰的痕迹，说明它是被当时人宝贵的马匹

《竹书纪年》载，夏朝帝相十五年（公元前二十世纪初），“商侯相土作乘马”。说马匹开始与战车相配是商民族的首创，更是马匹被崇重的说明。出土的商代图像表明，商民族崇拜马匹，马匹已入其多图腾当中成为“龙类”；我所说的“龙类”，指殷商时代和龙崇拜关系密切的崇拜。例如：山西晋侯墓出土的商代项上有近似鳞片的“Û”形龙类标志的马匹（图2 中图为线图；右图是商代虎形龙身上的鳞片“Û”及旋涡纹）。商代有不少身上雕有近似鳞片的“Û”形龙类标志的图腾物种，它们都是殷商民族龙凤图腾外的重要且密切的图腾物种。更重要的是，这匹玉石雕琢的马匹，在它的胸上、臀上，各有一个旋涡纹，这种旋涡纹是商代龙蛇的象征性符号，几乎可以这样说，商代图像当中的“龙类”，它们身上都有明显的龙蛇纹或象征龙蛇的旋涡纹，甚至有近似鳞片的“Û”形龙类标志。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就此路的命名，我有一孔之见：

实际上，至少在商代车战成为战争利器之时，这条所谓的“丝绸之路”可能已经形成，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思维重心而言，它应该叫“战马之路”。马的速度快慢常常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一如美制F-22、F-35战斗机的西域良马，也被商代的战争利害者看重。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马——它的鬃毛、尾巴上有人工修饰的痕迹，说明它不仅是被当时人宝贵的马匹，也是编记号标志归属的马匹（图2）。

《艺文类聚》卷十一《尚书·中候》：“龙马衔甲，赤文绿色。”《注》：“龙形象马，甲所以藏图也。”《礼记·礼运》“河出马图”孔颖达《疏》：“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这些注解今天不太容易一下理解得了，归纳出土的商代图像，可以知道马是龙类，至少自它被当成驾车的战马传入中国就被这样认定。《周礼·夏官·廋人》有“马八尺以上为龙”之说，马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可以充龙。由此汉砖上的图来看，“龙为天马”“时乘六龙以御天”想象成马行于天，不是空穴来风。

二

《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之后“骆眀生白马，白马是为鲧”之“骆眀”“白马”——“白马”是传说治水之大禹的父辈，似乎能够反映夏朝已有马崇拜的意思。

安阳殷墟出土的帝王殉葬车马之马多为阿拉伯马种，这或能说明当时有一条阿拉伯马种输入中原之路。阿拉伯马输入，当然是战争之车战蓬勃发展的需要。

图3·左、中，山西晋侯墓出土的商代项上有近似鳞片的“Û”形龙类标志及象征龙蛇的旋涡纹之马匹
右，妇好墓出土的虎形龙——它的身上有“Û”鳞形龙类标志及象征龙蛇的旋涡纹

《易经·晋》卦“康侯以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安宁服从的侯伯们，都要用商王赐予的良种马匹配种繁衍马匹，光天化日下正正当当地尽量多得用它配种）”正是战马之路通畅的侧面反映（图3）——当时战马的种马一定是善跑的西域公马，而不是中原地区役用的土马（这种土马，今有“狗马子”之名）。推测当时换取马匹的物品应该是丝绸。卜辞中有丝绸、丝束换取马匹的记载。

周穆王得“八骏”的传说和战马之路有关。汉武帝通西域的实质必也与战马之路有关。本汉画像砖的马匹，即应是战马之路输入中原的马种写真。汉武帝刘彻“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之咏，反映的正是它们那时“径千里，循东道”之崇重。

图4·此为图1的局部

画像砖上，马的前腿有象征龙的漩涡纹（这种漩涡纹不仅是商代一切“龙类”动物身上的标识，甚至它传承到商代以后仍没变样），漩涡纹后面生着能飞翔的翅膀；接近后腿的腹间画有凤鸟鸟头之纹，这些都是此马乃龙的曲说——“龙非凤不举”是周代以前的古老认识，此可为证明（图4）。

但是，我们对照龙山文化以前的图像，鲜少出现龙与马匹异质同构的现象。或曰：濮阳西水坡帝颛顼遗址出土的蚌壳堆塑龙的龙躯不是异质同构自马匹吗？实际上濮阳西水坡的龙更可能异质同构了犬，因为继后的大汶口文化有狗崇拜的图像，而少见马崇拜的图像。所以，马和龙有了联系大致不会早过夏朝吧？

中国龙图像成熟的特征，应该是阴阳认识观念运用的体现——例如阳性图腾动物和阴性图腾动物之特征间的异质同构，就是史前阴阳认识观念运用的结果。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的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C”形龙，它的头是属于阴性动物的猪，它的躯是属于阴性动物的蛇，它头上的翎毛却是阳性动物的鸟，于是它便是具有成熟特征的中国龙；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龙，它的躯体是阳性动物的狗，它前四趾、后五趾的爪子属于阴性动物的蝾螈或蛙，于是，它便是具有成熟特征的中国龙。

似乎从6000多年前，阴阳和谐就成了中国阴阳认识论发明后的社会任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是衡量这种任务运用的标准。悠悠时光几千年似乎都在遵循着这种标准。阴阳和谐常常就成为治理国家的要事。例如：《汉书·丙吉传》载：宰相丙吉巡行途中，不问路上所见人民斗殴死伤之事，只关心天热牛喘。从人怪之，他回答：斗殴死伤之事，是京城地方治安官员的事，我的职责在于辅佐皇帝“调和阴阳”，天气还不到大热的时候牛喘，是阴阳失调，所以我关心。由此知道，到了汉代，阴阳和谐仍然为理政要事。在这种语境下，作画表示吉祥，所以才将夜与昼的物象，同时出现于这一幅画像砖的画面之中。

三

这块画像砖，画面有一棵太阳树，三只太阳鸟（树外两只，树中一只），两匹代表东方苍龙七宿之房宿的马——龙马。就鸟、马的数量而言，三为阳二为阴，阴阳并处；就鸟为凤，马为龙而言，龙凤呈祥；就鸟为太阳、白昼，马为星宿、夜晚而言，这是要说昼夜和谐（图1）。所以，它可以命名“昼夜阴阳和谐图”。

画面的凤鸟即太阳鸟，太阳鸟自始至终就作为凤鸟族群；本图的凤鸟已经是成熟了的凤鸟造型——成熟的凤鸟造型大致开始于春秋、战国，它的特征是涉禽的腿，鹰的勾喙，绶带鸟的尾，昂首站立如雄鸡。画中的马就是龙马——中国的龙自有造型开始，就是必须遵循龙（阴）凤（阳）异质同构的原则；这匹接近写实的“西极龙媒”，没法将它画出龙的腹甲、凤的趾爪，所以，在前腿的旋涡纹后面画了鸟的翅膀，在后腿的前面画了勾喙凤鸟的头，以此说明它的造型没有忘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龙中有凤、凤中有龙”、史前就有的龙凤图腾造像的古训（图4）。

图5·昼夜阴阳和谐图上的太阳树

图6·昼夜阴阳和谐图上的六角星纹

然而，画面上三个太阳鸟并非“阳成于三”那么简单（图5）。在太阳树当中，还会看到一个六角星纹——星纹里面画有圆圈，圈里又有圈。这圈套圈是太阳的象征，而它们外边的六角星显然是六个太阳的借代符号（图6）。这六个太阳加画面上出现的三个太阳，正是巡天待岗的九个太阳——十个太阳，九个待岗，一个巡天，这是商代认定、也是三星堆的太阳树、太阳鸟如此认定的前身。

这六角星纹是即将停止运行或已到黄昏的六只太阳鸟之象征体。

这六角星之象征体，实际上是两种关于太阳运行神话的拼合。

四

中国太阳巡天神话应该有多种版本，我们仅列举与本文有关的几种：

1.六龙驾日车巡天的；

2.十日作为太阳鸟轮流值日巡天的；

3.太阳树是长着鹿角的龙或鹿幻化的等。

六龙驾日车巡天的神话，较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易经·彖传·乾》：“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驾日车巡天是《楚辞》《淮南子》太阳升降神话的依据。

为什么说为太阳驾车以“六龙”？

据《庄子·大宗师》说：“夫道……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传说商王武丁的宰相傅说，曾在傅岩之野为版筑工（建筑工），被武丁访得，举以为相，他帮助武丁治理国家，从而出现了殷商的中兴局面，死后他被商王族尊封为“箕”宿的组星，使东方苍龙星宿得以完整。

东方苍龙七宿是商王族的图腾星。

《星经·宿尾》载：“傅说一星，在尾（东方苍龙七宿的尾宿）第二星东，二寸小者是其星。”傅说死后化星宿于尾、箕二宿之间。由此可见，周代《易经》之《彖传》的作者认为，东方苍龙星唯有“角、亢、氐、房、心、尾”六宿，而不承认“箕”宿为东方苍龙星宿——《彖传》作者的这种认识极可能和他站在周王族的政治立场上，否定商王族“王权神授”之自我吹嘘有关。商王族和周王族有世仇，周王族在政权控制理论上一向小肚鸡肠，极尽污蔑殷商政治实施之成果为能事，最典型的事例是将商王族的图腾鸟——玄鸟之本鸟猫头鹰指定为凶鸟，乃至于现代画家林风眠、韩美林因为它们正名而有名。再举一例说明周王族的小肚鸡肠：他们的经典音乐里竟然剔除了五音当中的“商”音！周王族厌恶商王族竟到如此。也许《彖传》的作者认为商王族不配占有东方苍龙七宿为殷商民族神灵归宿之星。

《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洪兴祖补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止六螭，是为悬车。”羲和，帝俊伏羲氏的妻子，是女娲氏的一种别号（见《山海经·大荒南经》）——这里不嫌连篇累牍的引文，是想说：在楚文化语境里，这“昼夜阴阳和谐图”里的六角星，是否应该称之为“悬车”为妥？

图7·左，江陵马山出土的东君在六角轮太阳车上之织物
右，江陵马山出土的六角太阳和鹿之织物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锦、绣，当中有一块作为衣领子的“田猎纹纳绣”（宽6·8厘米）上面有一马拉车飞驰，在驭手的前面立一张弓射手。我猜度这射手是东君、太阳神祝融——太阳神祝融是楚贵族的祖神，他的形象宜于作为纳绣衣领，以为领袖的标志；据《楚辞·九歌·东君》载，这是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这位东君乘的车，是六角车轮的太阳车。当然这是件二方连续菱形格架中的图案，也许六角车轮的设计，本出于纳绣的技术制约而不得已而为之（图7·左）。然而无独有偶，在同墓区又出土了一块二方连续织物，一只六角太阳和相伴太阳两旁的灵鹿——鹿的中间，在太阳由外到内，一圈比一圈小（图7·右）。

十日作为太阳鸟依次轮流值日巡天的传说，主要基于太阳树神话的认定。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八棵青铜太阳树，说明太阳鸟一年四季有八个方向栖息。三星堆还出土了一个祭天的玉琮，玉琮上雕刻着太阳树，这可见太阳树本身就是接地通天的神树（玉琮中心中空的圆，象征它通天；中空圆的四周有四面八方象征体——天圆地方）。

栖息在太阳树之十个太阳的名字分别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寅、癸，三星堆这些等待巡天的九个太阳鸟，加一个正在巡天的太阳，恰恰就是十个太阳。

显然，化为“六龙”载日巡天的神话传说，和十个太阳鸟值日巡天的神话传说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说这“昼夜阴阳和谐图”是两种太阳运行神话的拼合。

图8·上，安阳西北冈出土的鹿纹方鼎（上右是方鼎上的玄鸟纹）
下左，战国滕国王宫遗址出土的鹿角及鹿角上的太阳鸟
下右，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鹿角太阳鸟

我们继续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春秋战国锦、绣之太阳和鹿的亲密关系说起：太阳和鹿的亲密关系之建立，源头甚早，至少在商代就有它们在一起共聚述说神圣事物的图像，如安阳西北冈出土的青铜方鼎，上面的鸟喙鹿铭文及鹿头、孔雀尾玄鸟，它们就应当是图腾神鹿和太阳传说之语境下的产物（图8·左起1、2）。

山东济宁博物馆所藏真鹿角上面栖息的五只玄鸟形太阳鸟，更是图腾神鹿和太阳传说曾经存在之语境的证明——须知战国时代的滕国是商王族的后代，玄鸟是凤鸟并太阳鸟的神话传说，是他们这些后代恪守不渝的信仰（图8·左起3）。曾侯乙墓出土的鹿角、勾喙、鹤身的太阳鸟，更是鹿和鸟的异质同构，图腾神鹿和太阳传说曾经存在的说明。曾侯乙和商王族同出自重黎氏，鹿和太阳的传说他们一度曾经认真的共享。

上文说到，山东济宁博物馆所藏滕国真鹿角上五只太阳鸟应为六只，因为一只值日巡天去了，还剩五只，这是本着巡天一龙鸟而五龙鸟待岗而系于六宿，然而，这六只太阳鸟栖息在太阳树上的内涵，当然是《彖传》称为六龙的概念有所变形。滕国国君显然是不想冒犯《彖传》“六龙巡天”的时尚之政治学说，又不能违背太阳鸟栖息太阳树的祖先传统之说，于是有了巡天一龙鸟而五龙鸟待岗的设计。

应当特别强调，商代的太阳鸟是龙图腾帝喾和凤图腾女娲生的龙凤异质同构的龙鸟，说它是“龙”也未尝不可，在商代彝器上的太阳鸟，作鸟头蛇身龙者比比皆是。

商代多有以龙为树身的太阳树，如此者，太阳树的旁枝或为鹿角、或为鹿幻化而成（商代以后太阳树有鹿幻化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有独立的小文叙述）。

五

“昼夜阴阳和谐图”上的太阳树，画得已经比较对称，显然还没有特别强调供多少只太阳鸟栖息；但它枝干下垂的状态，却很像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之那棵巨大的青铜太阳树枝干。太阳树枝干下垂如葡萄一样的东西当是在模拟桑葚，因为太阳树毕竟还有“扶桑”之带“桑”字的名字。如果太阳树里的那棵六角星纹就叫“悬车”，那么这时和它配套的七枝枝干、九枝枝干太阳树还没有在神话传说里配套为一个系统。

难道《易经·乾》卦七爻（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的文献记载，和后世太阳树七枝枝干的设计思路有关？难道太阳树之九日待岗的古老传说和太阳树九枝枝干设计思路有关？

这个六角星纹在国外叫大卫星，也叫六芒星、大卫之盾、所罗门封印、犹太星。大卫星和以色列历史上3000年前的大卫王朝有莫大的关系。距今2000年时，流行使用希腊文，因为书写大卫王名字徽号的关系，出现了两个三角形反向覆盖而成的六角星，这就成了大卫星。后来以色列人把大卫星放在国旗上，来表示要复兴大卫王朝的期盼（图9）。

图9·大卫星符号

不过，在大卫王时代的遗迹里还没有发现这种标识。最早的大卫星标识是最近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犹太墓碑上的考古发现，它可能源于公元3世纪左右。而最早的犹太文字对大卫星的记录来自12世纪中，它是护身符上的一个图案。

“昼夜阴阳和谐图”之画面太阳树里的六角星纹不知和大卫星有什么因果关系。

“昼夜阴阳和谐图”之画面太阳树颇像外国后来的生命树。《圣经》之《启示录》里有生命树的记载。不知本图的太阳树（扶桑）和这记载有没有前后关系。

图10·几种生命树、太阳树
左，亚当夏娃和生命树，中，汉代的灯树
右，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时期太阳树

公元前723年，以色列王国遭亚述人侵占而人民被迫流亡，出现了历史上“失掉的十个部落”的说法。如果你想说这和中国古代十个太阳的传说相关，似乎不太靠谱，因为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太阳树，至少可以证明十个太阳的传说在商代以前就存在了（图10）。

图11·以色列人光明节点燃的九枝烛台

公元前168年，以色列人反抗希腊侵略者并取得胜利，从而设立了光明节。光明节上点燃的九枝烛台也有些近似本图的太阳树（图11）。

图12·1973年春，浙江海宁长安镇海宁中学校园内出土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画像石墓，其中南壁墓门墓门外侧有两棵九枝神树，它们颇像这种九枝烛台（如下图——下之下为局部。图见《文物》1984年3月P49）

1973年春，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海宁中学内，在相传“三女堆”的地方，发现一座画像石墓（发掘简报见《文物》1983年第5期）。“从墓葬形制、画像石刻风格以及出土器物、陶俑、五铢钱的特征判断，此墓属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传说是孙权三女之墓），其前室北壁上端中部之桃拔（天鹿）及两只凤鸟之间，各有一棵“生命树”，它们都有九枝枝干，其中八枝对称；右面的枝干上有大概是九个太阳的表示；左面八枝枝干空着，主干的顶上似是一朵火焰（图12）。这种似烛台又似树的太阳树在东汉时代的画像石、砖上多见。这令我想起以色列有民族代表性的七支烛树和九支烛树——那是这个伟大民族光明节的象征。

难道“大明终始”这种太阳树崇拜文化，和以色列光明节的文化语境有所交汇？

伏愿通家给予解答！

【作者授权专稿】

作者简介：王曉強，一九四六年生於山東濰縣，一九四八年擧家遷居青島。美術家、文化評論家。主要從事古代圗像、文字、詩歌、服飾、藝術理論及繪畵和雕塑研究。曾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師、《科技與藝術》《美術大鍳》主編、中國工藝美術學會雕塑専業委員會秘書長、江南大學設計學院研究員等。一九七九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師從沈從文，參與編冩《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索引及插圗工作。撰有文化藝術理論、隨筆若干，有《易經大侃》《李賀詩解謎》《古玉裏隱藏的秘密》《文身的秘密》《易經裏的秘密》等著作。

原载世说文丛，组稿编辑：周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