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的一天，位于重庆南温泉附近的博爱村好像是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村里周家大院的大门两侧，还贴上了“欢迎日本弟兄”之类的标语。
这里是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博爱村迎来的第一批日军俘虏。
自从武汉会战之后，随着抓到的日军俘虏越来越多，国民政府军政部正式成立了两个俘虏收容所。
- 第一俘虏收容所设立在西安，主要收容一些在华北地区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 第二俘虏收容所设立在贵州镇远和重庆两地，主要收容在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刚开始是在湖南常德的盐关成立的，由于这里靠近作战前线，时常会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于是，在1939年3月搬迁到了贵州镇远，不久后又在重庆设立了分所，镇远的收容所成为“和平村”，重庆的收容所称为“博爱村”。
此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已经迁到了重庆，日本籍人士鹿地亘决定建立反战同盟总部的计划，就选择在博爱村开始展开。
博爱村的收容所所长由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所长邹任之兼任，主任管理员沈起予则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
沈起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由于早年曾经在日本留学，所以就被派到了博爱村俘虏收容所来做日军战俘的思想工作。
鹿地亘
在收容所工作期间，沈起予写下了一篇报告文学《人性的恢复》，在书中详细记录了日军战俘刚被送过来时的场景：
“他们面孔上的须髭，就像野草似的长着，各自打起赤膊蹲啊坐的。但是，外表的落魄，并不代表他们放下了内心的武器。”
在对日军战俘进行了全面的调研之后，沈起予发现，战俘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国际常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在博爱村不采用监狱式的管理，而是使用学校式的训导”。
每天的早上，这里都会准时响起日军俘虏起床做操的号子声。吃完早饭后，他们还要进行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有《时事解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科学浅说》等课程。
除此之外，沈起予还把自己收藏的几箱子日文书籍拿出来，分发给日军俘虏们阅读。渐渐地，他们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日军战俘
1939年9月，桂南会战打响的前夕，鹿地亘接到了白崇禧发来的电报，要求他紧急返回桂林，前来组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
临出发之前，鹿地亘专门从博爱村挑选了两位日军战俘，来担任筹建反战同盟总部的干事。就是这个草率的决定，引来了一场大麻烦。
鹿地亘刚一离开博爱村，就出现了奇怪的事情，战俘们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不做操，不学习。更让大家感到人心惶惶的是，博爱村传出了“反战同盟总部成立时要杀人”的言论。
经过一番调查，沈起予终于从一名日军战俘口中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问题出自于鹿地亘临走前任命的干事之一三船薰的身上。
日军战俘
三船薰是博爱村第二俘虏收容所的第一批被送来的日军战俘，他参加反战同盟的目的就是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刚一上任，就私下煽动其他俘虏不准上课，以此来树立身为一名领导者的形象。
不仅如此，三船薰还经常与其他日军战俘进行明争暗斗，甚至编造“反战同盟总部成立时要杀掉俘虏”的谣言，来胁迫大家服从他的命令。
这一年的年底，三船薰偷偷喝了一个大醉，当一名好心的职员扶他回屋时，他却挥起拳头将这名职员打倒在地。三船薰本身就是一个俘虏，竟敢袭击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一下子惊动了整个博爱村。
酒劲一过去，三船薰开始害怕了起来，他立即写下了长达两页的检讨书，跑到沈起予的办公室里自首。沈起予对他说说：“我们不必谈什么处罚的话吧，不过我看你近来的心境很不好，是不是？”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1939年摄于重庆）
两个人在办公室聊了很长的时间，沈起予开导三船薰说：“鹿地亘早晚还会回来，现在反战同盟总部还没有正式建立，你还有机会。若是继续错下去，你将彻底失去参加反战工作的可能。”
尽管很多人都建议严肃处理三船薰，但沈起予依然坚持要再给他一次机会。经过这次事件，三船薰也确实老实了很多，在工作上勤勤恳恳。
1940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昆仑关取得大捷后，鹿地亘再次返回重庆，在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免去了三船薰的干事职务。
与此同时，鹿地亘在博爱村频繁组织大会，并与日军战俘一个一个地进行谈话。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获得了大多数俘虏们的支持，博爱村的反战热情再次被点燃了起来。
昆仑关战役
直到这个时候，鹿地亘精心筹划的反战同盟总部，距离正式成立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关东军在中国成立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并相继拍摄了《建国之春》《支那之夜》等掩饰其侵略罪行的电影。而中国的电影制片人也开始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寸胶片等于一粒子弹”的口号，隶属于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推出了《八百壮士》《保家乡》等鼓舞抗战士气的电影。
这一年的年初，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何非光来到了博爱村，与这里的日军战俘一起生活了38天，并拍摄了电影《东亚之光》。
对于电影《东亚之光》的拍摄，得到了第二俘虏收容所所长邹任之的大力支持，影片主要描述了战俘们的日常改造，可以很好地推动反战同盟的建立。
何非光
当沈起予带着日军战俘前来试镜时，还专门带上了三船薰，并顺利选为了影片的男主角，导演何非光惊讶地说道：“这家伙很会演戏啊！”
1940年2月8日，这天正是农历的大年初一，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一个片段让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一天，重庆街头到处都是为抗战献金的人群，为了拍下这一幕真实的场景，何非光决定给日军战俘演员配上枪，走在人群的最前面。虽然枪里面是没有子弹的，但枪前面的刺刀却是真的，同样会给街上的人群带来伤害。
庆幸的是，这批日军战俘在拍摄影片时，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但是，电影《东亚之光》的拍摄却引起了日本军方的关注，他们始终对外界宣称：“日军没有被中国军队俘虏的士兵。”
《东亚之光》海报
与此同时，日军还派出了飞机，对电影拍摄现场实施了轰炸，导致《东亚之光》的摄影棚和一部分摄影器材被炸毁，以及两名工作人员被炸身亡。直到新的拍摄器材运过来，影片才得以继续拍摄。
重新获取信任的三船薰很有表演天赋，同时还给拍摄提供了许多好的建议。正当电影有条不紊地拍摄时，身为主角的三船薰却突然之前死亡了。
经过检验，三船薰是死于喉疾，他的死非常蹊跷，因为在之前他的身体都是很正常的。最终，无奈之下，拍摄剧组只能找到一位替身继续拍摄，这位替身也是日军战俘，外形上也与三船薰相似。
1941年元旦，这一部《东亚之光》电影终于在屏幕上放映。而参与拍摄的日军战俘也来到国泰大剧院进行演讲，一举戳穿了日军声称的“没有战俘”谎言，反战同盟也受到了外界更多的关注。当一位日军军官看到了这部电影后，表现得十分愤怒，并拔出刀直接将屏幕砍碎。
就在电影《东亚之光》拍摄期间，日军对昆仑关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报复性攻击，六名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前线工作队员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只好分为两组进行突围。
第一组由樱井胜、南朴实、佐佐木正夫三人组成，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将身上的胸章和帽徽全部扔掉。在严冬时节里缺衣少粮，又不敢向中国的老百姓求助。庆幸的是，他们在前往柳州的途中遇到了中国军队，才得以获救。
而另外一组的三人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松山速夫在突围时腿部中弹，鲇川诚二和大山邦男用担架抬着他继续突围。当他们到达广西上林县时，遇到了日军飞机的疯狂扫射，全部身亡。
三位反战同盟烈士的牺牲，同时也带来了意外的收获，鹿地亘在回忆录中写道：
“殉难三烈士扩大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影响力，也打开了建立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徘徊不前的局面。同时，反战同盟的影响力，也不只是限于国统区了。”
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
关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情况，鹿地亘和冯乃超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延安方面于1940年7月7日成立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1940年3月29日，重庆反战同盟总部准备会获准成立，16名入选的日军战俘成员正式摆脱了俘虏的身份，成为了反战同盟的一员。沈起予在文章中兴奋地写道：“这一天，金刚坡下的赖家桥村内也洋溢着一股洋洋的喜气，在我们这算是又要嫁女儿。”
然而，反战同盟总部的筹建活动受到了何应钦的限制，鹿地亘只能让反战同盟的成员暂停了各种演出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安排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和重庆总部筹备会的工作人员，以“集中整顿学习”的名义在重庆等待时机。毕竟，有了昆仑关三位烈士牺牲的巨大舆论影响，反战同盟重庆总部的成立几乎已经成为了定局。
鹿地亘
7月20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总部终于正式成立了，重庆赖家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礼堂中人山人海，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科长冯乃超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老舍等人纷纷前来祝贺。
反战同盟总部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纲领章程，大家一致选举鹿地亘担任反战同盟总部会长，同时编辑出版了反战同盟的刊物《为真理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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