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该说,《菠萝蜜》是一则从「断指」开始说起的离散寓言。
第一次的断指,出现在电影前段。受制于马来西亚高教系统而没有大学念的一凡,有一日回到家中,与积欠赌债的父亲争吵,愤而切下父亲小指。下一个镜头,他已经身在中国台湾,半工半读念大学。第二次的断指,则在中后段出现。一凡在打工的羊肉炉店内场用机具切割肉片时,不小心切到自己。
第一次的镜头,让人十分惊愕,毕竟一开始就走这样的情节,活像要给出一整场令观众屏息以待,一点都不像菠萝蜜那么美味的暴力叙事。但在父亲小指被切下之前,一凡的那句对白非常值得玩味,大意是说,债主要他(父亲)用手指交换欠的赌债,他怎么不让债主切。
这句对白把父子关系一下翻了两翻,先是子不再背负父的债务(这里的债务非关物质,而是家庭的伦理债务,及亲缘的关系债务),再是父亲的历史象征意味从此不在/再,像被一刀截断。
继续延伸下去,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离散恐怕早已是既定的「事实」,就像发投机财的债主,怎么能作为削父之肉的审判者?抑或,离散的华人非得借「断指」之途,自认离散的不即不离,也才能放下血缘,创作全新的「(历史)父亲」?
沉默无语的一代
与一凡现代生活的平行世界,则是1950年代的「新村」。「新村」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以前,英国殖民统治的马来亚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建立的华人村落统称,每个村落架设围篱,严格管制。
作用其一,是为了防马共游击队。在那个世界,一生下小菠就丢给马来人家庭的小菠妈妈,几年后走出丛林,用牲畜与农产领回小菠。小菠便从新村之外的有父之家,回归新村之内的无父村落。直到母亲受到马共同伴出卖,枪杀而亡,同时马共进犯该村落,众人走避,惟留幸存的他。
这位马共母亲在属于她的叙事里,几乎沉默无语,因此,她那种冷中带热的表情与眼神,接近于囚禁与压抑。也因此,当被英军枪押的马共同伴,在新村居民众目睽睽之下将要指出谁是马共的时候,她那句「汉奸」呐喊得多么撕心裂肺。
关于「父」,在这段亦有可想之处,那是在小菠妈妈被揭穿之前,她带着小菠出村劳动,秘密与马共同伴会合。其中一位马共将与她们回村,小菠被叮嘱,不论什么人问,他都必须称呼这位陌生男子「爸爸」。
但至少在电影中,我们没有听到这声「爸爸」,男子就被枪杀了。换句话说,「爸爸」的非法性并不在于没有血缘(毕竟小菠从小生长的马来家庭,父子关系似乎一切正常),而是马共的非法性。
「复语」下的隐晦角落
那么,要在无父的无籍之国,完成这样一部颇有自传意味的电影,这位在台的马来西亚华人导演廖克发,可以怎么办呢?
不如把印尼、越南、菲律宾的女性移工拉进来,把连鳗鱼也要偷的人拉进来,弱弱何必相残,阶级与跨国界何妨相生?中国台湾与马来西亚的距离有多远?是否一如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文学评论家黄锦树,于〈Negaraku——旅台与马共〉所言,可以如此「切近」?
如果说这数十年来,因此而有了规模不大的旅台知识社群、留台文学,那小小的自己的援地,在国土边界之外。那岂不也是个新村?虽然并没有实质的边界,但其「他性」总不难被辨认、指称(一如我们之常被戏称为「马来帮」) 。
而大盛于1960年后的大规模留台,其实也是让较贫困的华裔子弟有个似真的上升之路的替代设施,以缓解华裔青年对马共或左翼的想像。……虽然仍必须接受非我族类的现实考验。
在一凡为主角的叙事中,他似乎与同学没什么来往,比较有互动的同学与老师皆为大马国籍。到后来,更长的篇幅,则花在他与菲律宾女移工莱拉的情谊,甚至情欲流动上。
莱拉在东南亚女性为主的非法按摩院负责清洁、打杂,两人因莱拉不谙中文而偶然相识。但当他们再度相遇、关系加温,反而也是一凡的语言回复本色的时候,一句话可以混杂了华语、粤语、英语、马来语,完全不需要在意说话对象是谁,只要做自己。
但两人的关系最终仍止于莱拉对一凡说,我们还是不一样。下个莱拉出现的镜头,她已改到工地工作,午餐时间,另一菲律宾移工将好笑网络影片递给她看。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有时候,也限制了共通的译体。
相对于小菠妈妈的默语,两个时代两种处境在复语和默语的对照下,显然不代表社会会随着时代的脚步变得更自由与进步,而是总有隐蔽、晦暗的角落,在等待阳光普照。
廖克发在映后座谈上说,小菠就是一凡的爸爸。电影里剪得隐晦,我以为也不重要,因为两组平行时空已剪得各有韵味、节奏,且产生幽微的相对关系。离散即历史债务,断指即神经的隐隐作痛。一凡与父亲的断指,既是前者的永不休止,也是经由后者的肉的割离与修复,一再确认安身立命的不可得,与「发明」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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