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凯里走到西安（经过四川来到凯里）

作者：杨正邦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不少学校都把原校名改成了具有红色象征的新校名。在这个浪潮中，我们凯里一中改成了“永红中学”，因它隶属于黔东南州人民委员会，全称为“黔东南永红中学”。

当年11月，为了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徒步串联的号召，我们学校的革命师生自由组合，组成了各自的串联队，分别奔赴各自的目的地。

▲作者在1966年。

我参加了以潘世森同学为队长的“黔东南永红中学北上串联长征队”。队员有：新四班（高一）的潘世森；初三的顾永荣、杨正邦、杨胜前；初二的李科、吴德康、文正良、文廷章、李廷高、文晓堂，共10人。

我们的目的地是延安。路线是：凯里——龙场——重安——黄平——一碗水——平溪——余庆——龙溪——珠藏——江界河（乌江战役渡口）——团溪——遵义——娄山关——桐梓——松坎——赶水——綦江——巴县——重庆——江北——仁和——邻水——城北公社——大竹——达县——大成——双河——胡家——毛坝——罗文——王家——长坝——青花——万源——官渡——渔渡——石泉——宁陕——秦岭——西安——延安。

挺进黄平

我们在学校办理了学生证、串联证，在总务处领了必要的钱和粮票后，即学着解放军打起背包，打着“黔东南永红中学北上串联长征队”的旗帜出发了。

第一天，我们走岩头河乘渡船过清水江。接着，沿小路翻过河对岸的山坡。然后，穿越一片青杠林，一片松林，一片灌木林来到龙场公社。我们又从那儿沿着山路穿越那些坡坡岭岭走到江口的皇冠山下。所谓皇冠山，即其主峰远看像一顶银白色的皇冠。

从山腰下到重安江边的那节路太难走了，全是些不规则的，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石头。稍不留神就容易摔倒伤人。我们沿重安江逆水而上，抵达黄平县重安区革命师生接待站时，天已快黑了。这天我们走了30多公里的山路，每个人都觉得累。吃过晚饭，我们就打开背包铺在地板上睡了。

第二天的目的地是旧州，约50公里的路程。我们一早，即顺着公路爬五里登。爬到坡顶后，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走在高高的山梁上。中午时分，我们看到了山下的黄平县城。公路拐了好几道大弯才下到那儿。沿公路下坡，费时费力，我们只好抄小路走。

▲杨胜前（左1）、文晓堂（左2）、李科（左3）、潘世森（右1）、杨正邦（右2）。

黄平县城到旧州，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在那儿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又继续赶路。这段路草坡多，又正逢槟榔成熟季节，所以道路两侧都被成熟的槟榔果装扮得红彤彤的。为了解口馋，我们不时地摘上它几串放在嘴里嚼一嚼。

我们抄小路，走到旧州城郊已被废弃的老黄平机场。那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甲级航空站机场。机场边上驻有一支部队。老机场靠部队营房的那一片已变成农田，跑道清晰可见。由于荒废多年，周围已杂草丛生。

旧州是黄平县的老县城，古且兰国的国都。城内建筑古朴雅典，独具一格。我们被安排住在旧州中学的教室里住宿。两天来我们走了近200华里的路程，每个人都感觉脚痛。晚饭后，我们稍溜达古城街头，浏览古城风貌，就泡脚睡觉了。

走进黔南遵义

第三天的目的地是余庆。旧州到余庆的路程约50公里。那天，我们经一碗水、平溪抵达余庆县城。余庆隶属于遵义地区。见到我们打的“黔东南永红中学北上串联长征队”的旗帜后，当地的一位老人告诉我们，余庆以前也是隶属黔东南，五十年代才划归遵义地区的。

这天走下来，我们的脚比上一天痛得多。谁也不再想去逛街看市容风光。晚饭后，打开背包就睡了。

第四天目的地是余庆县龙溪区，路程约50公里。

第五天的目的地是黔南州瓮安县珠藏区（今珠藏镇）。路程约50公里。那里是乌江渡江战役红军指挥部所在地。

第六天的目的地是遵义县团溪区（今团溪镇）。路程约50多公里。珠藏接待站的同志告诉我们，当年红军渡江的地方叫江界河。现在，在江界河渡口划渡船的艄公就是当年为红军渡战马的周世昌老人。

我们从小路走到江界河渡口，见到了周世昌老人。他不仅为我们讲述他为中央红军渡战马的经过和渡江战役的战斗场面，还向我们介绍电影《突破乌江》在那儿取景拍摄的过程。

乌江渡口之所以称为天险，是因为河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水流湍急，易守难攻。

那天，周世昌老人把我们渡过江后，我们翻过那座陡峭的大山，沿着山间小道来到遵义县团溪区宿营。

第七天的目的地是遵义。路程约50公里。到遵义后，我们住遵义卫生学校。

我们在革命历史名城遵义稍作停留。我们瞻仰了遵义会议会址，并在那儿合影留念。然后上红军山瞻仰红军烈士墓。那时候，五湖四海每天到遵义来的大中专及普通中学的革命师生相当多。

走向重庆

结束了在遵义的参观学习后，我们继续往北。第一天，我们经娄山关抵达桐梓县城；第二天抵松坎；第三天经赶水抵綦江；第四天抵巴县。

巴县距重庆只有半天的路程了。为了早一点儿赶到重庆城，第二天，即1966年12月5日，天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当我们背起背包，打起队旗在茫茫晨雾中走到要出县城的路口时，见到不少的工人聚集在那儿，正在上卡车进城。

他们告诉我们，昨天（12月4日）重庆城里发生武斗。打死了许多人，他们要进城去为那些死难的人们开追悼大会，声讨“12、4”流血事件的制造者和凶手。并叫我们上车，还给我们戴了白花。他们不停地呼“八、一五，好得很！”的口号。

我们出来时，学校再三叮嘱：无论到什么地方，凡涉及当地各派组织的不同观点，我们是外地人，不要乱表态。要保持沉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坚持徒步前行。

我们经过位于重庆南郊的西南交通大学，来到长江南岸渡口。然后，乘渡轮过江，进入重庆市区。在北岸的码头上，我们看到搬运工们正在喊着“嗨——咗！嗨——咗”的川劳动号子搬运重物。进城后，我们被安排在煤建村二普（煤炭部第二普查大队）接待站食宿。

我们在接待站放下背包，吃过午餐后，就去两路口体育场看正在那儿举行的“12、4”流血事件声讨大会的情况。体育场内站满了人，我们只好在场外听。在大会上讲话的有工人、农民、大专院校师生及各行各业的代表。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也大会上讲了话。

▲1966年12月在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合影。

在重庆逗留期间，我们参观了山城重庆的市容风貌；体验了山城特有的缆车；瞻仰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并合影留念；参观了白公馆集中营和渣滓洞集中营。我们在白公馆见到杨虎城将军遇害的地方；在渣滓洞见到敌人用来打整革命先烈的各种刑具；在渣滓洞背后的半山腰上，我们见到江姐英勇就义的地方。

难忘的仁和之夜

离开重庆那天，我们走过嘉陵江大桥，进入江北县境内。在江北县城午餐后，继续北行，来到该县的仁和公社宿营。仁和公社是重庆至达县公路边上的一个小集镇。那里人家不多。一曲笛声几乎能覆盖整个集镇。

晚饭后，我和杨胜前拿我们随身带的笛子正在地铺上练习。这时候，我们的住处突然进来了两个当地人。一个是盲人，手拿一把二胡；一个是小伙子大哥，手里拿着一只笛子。他们说，他俩喜欢玩乐器，听到我们的笛声，他们就过来了。想与我们交朋友，切磋技艺。小伙子大哥说，他爱好笛子，盲人大哥爱好二胡。

那时候，我和杨胜前才刚刚学笛子，吐音、变调都不会。二胡我俩也感兴趣。在异乡遇到两个师傅来访，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也是学习的最好机会。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请他们赐教，传授技艺。

喜爱笛子的那位大哥告诉我们，吐音是靠舌头活动产生的气流吹笛。简单地说，就是念“吐鲁”这两个字运气吹笛。按照这个方法练习，慢慢地，你就会有感觉。有了感觉，你就吹出单吐音、双吐音。连吐稍难一些，但只要刻苦多练，没有练不出的。那位大哥边讲边示范，让我们掌握了笛子吐音的基本要领。

大哥师傅还给我们讲了一位贵州苗家人，在他们集镇上吹芦笙卖苗药的故事。因吹芦笙，吸引了不少人，他的生意特别好。大哥说，他也非常喜欢芦笙，那音质特别好听。

最后，我们请那两位师傅为我们表演。他们表演了合奏《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在北京的金山上》、《万岁毛主席》、《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二胡独奏《良宵》、《家乡变了样》、《二泉映月》。

那天晚上，我们在仁和小镇有幸交上了两个师傅朋友；接受了他们的赐教；学会了吐音；享受了他们赠送的艺术大餐。让我终身难忘。

虽然时间已过去了57个年头，但仁和小镇和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一直铭记我的心头。二位师傅，你们还好吗？

在城北公社劳动

第二天，我们从仁和走到邻水县城宿营。我们计划在邻水参加10天的劳动锻炼。第三天上午，我们通过邻水县接待站的同志帮我们联系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事宜。县里的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和支持。

▲1966年12月在四川邻水县城北公社劳动锻炼。

他们安排我们去城北公社，并叫公社的一位同志前来，带我们到往大竹方向马路左侧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到那里时，生产队的社员们非常欢迎我们。他们热情地给我们安排住处，并把我们分别安排到社员家里搭伙。

生产队是一个有10多户人家的小寨子。那里属于丘陵地区，没有高坡大山，到处是低矮的小山丘。我们去的时候，正逢生产队搞农田基本建设。在离寨子不远的一个小山丘上劈山造梯田。每天的劳动科目有：抡大锤、掌钢钎、挖土方、扒沙石、运泥（石）、填方、砌坎、点炮等。

在10天的劳动锻炼中，我们学会了抡竹片柄大锤、掌钢钎等技能。开始端起那弯弓式的一甩一甩的竹片柄大锤，我们还是有点儿怕抡，不敢用力。慢慢的，就放开力气使劲抡了。我们还学着社员们边抡大锤，边喊号子：

——哟咿呀！

——嗨-咗！

——嗨呀咗唻！

——嗨-咗！

▲1966年12月作者在四川邻水县城北公社参加劳动时为老百姓喂猪。

每天收工后，我们坚持帮各自搭伙的社员家做家务。如，担水、洗菜、砍猪菜、喂猪、打扫卫生等。

正当我们与生产队的社员们相处熟悉了，劳动正在劲头上时， 10天的时间到了。在我们离开前，邻水县宣传部的同志还专程前来采访我们，给我们拍照，并赠送我们每人一个新袖章。

十天的劳动锻炼，我们除了“劳其筋骨”学会了劳动技能外，当地老百姓勤劳朴实，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我们人生经历的宝贵财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北上路上

结束10天的劳动锻炼，我们打扫了住过的房间及周边环境；告别曾经在一起劳动生活10天的社员和房东；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在大竹县城住一夜后走到达县。在达县接待站稍作逗留，办理达县至西安的钱粮后，继续往北行。

从重庆一路走来，除了沿路栽的树木外，道路两侧都是种了庄稼的农田。田埂上也没闲着，都栽上了胡豆，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路两边没有树林，没有沟沟坎坎，没有蔽眼的地方。

我们见到不少的当地人在路上走憋不住了，就向右或向左转身，在路马边就地方便。入乡随俗。我们实在憋不住时，也只能学当地人转身方便了。因为那里实在找不到遮眼的地方，除非在路边搭建简易厕所。

在这条路线上，每天都有打着各自旗帜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在走，人流不断。有南下的；有北上的；有大学的；有中专的；有部队院校的；有普通中学的。大家虽然不相识，但见面都互相问候：“战友们，辛苦了！我们向你们问声好！”

和我们一起北上的队伍很多，但与我们一路同行时间稍长的有昆明军医学校的解放军师生、四川江津一中和贵州平坝某中学的红卫兵徒步串联队。

他们这三支队伍女生多，男生少。江津一中那一队还全是女生呢。我们同行了一段路程后，就把他们淘汰了。我记得，江津一中那个女子队，为首的同学叫苏敏和苏瑄，她们是两姊妹。

万源新年联欢

我们从达县出发，经大成、双河、胡家、毛坝、罗文、王家、长坝、青花。几天后，来到万源县城宝塔山下的县委党校接待站。那几天大雪纷飞，冰天雪地，已快到1967年元旦了。

我们只好在那儿过了元旦，再翻大巴山去西安。和我们一起住在党校接待站的各地串联队有10多个。现在我只记住昆明军医学校那支穿军装的队伍，其他队的名称已记不起来了。

接待站的负责人是一位老红军，他很健谈。我们围在火炉边烤火时，他给我们讲红军打仗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万源是个革命老区，许多与他同龄的穷人孩子都跟着红军闹革命。

不少红军家属因此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万源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给我们讲了万源保卫战的故事，并要求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他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

为了庆祝1967年元旦，接待站决定举行新年联欢晚会，并要求每个队必须出三个节目，多者不限。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大家商量决定，由擅长苗族飞歌的文正良表演一首苗族飞歌，由嗓音好的文晓堂表演独唱《不忘阶级苦》，集体再来一个苗语短剧《修拦山沟》。

顾永荣同学在学校时，曾经参加过独唱《不忘阶级苦》 “地主狠心抢走我的娘”的无声情景剧的表演。他建议，在文晓堂独唱时，我们必须把这个背景画面展示给观众。这样，节目的表演效果要完美些。

在顾永荣的导演下，由他本人包着头帕饰娘；个子小的李廷高饰趴在地下伸着双手要娘的小男孩；潘世森饰地主老财；杨胜前饰抢娘的二狗子；我饰“狗腿子一大帮”之一。

手持皮带，嘴刁纸烟，踢倒哭着要娘的小男孩。那一瞬间情景剧的表演，却让我们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来反复演练。通过那次排练，才使我真正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含义。

苗语短剧《修拦山沟》，是我们家乡的文艺工作者，根据人民群众在农业学大寨中创造的，用拦山沟引雨水灌溉望天田，而创作的节目。我们在排练时，还把我们在邻水县农村劳动锻炼学到的川劳动号子充实了进去，使节目在川境表演，更加接地气。

1966年12月31日晚，新年联欢晚会晚在县委党校礼堂举行。节目顺序交叉错开排列。文正良同学表演的《苗族飞歌》，向五湖四海的战友们展示了苗歌特有的旋律和风格，特别是结束时那声高亢的“咿——嗬——！”。

那苗歌结尾特有的呼声，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文晓堂同学独唱《不忘阶级苦》声情并茂。“地主抢走我的娘”的情景剧画面把我们带回了万恶的旧社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苗语短剧《修拦山沟》的表演也得到了好评。

1966年12月在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合影。

每一个队的节目都带有各个地方的乡土气息，各具特色。特别是昆明军医学校串联队表演的节目。他们是十多支串联队中，唯一一支穿军装的队伍。他们的表演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其节目不仅体现云南边疆多彩的民族风味，也展示了军人特有的风采。

联欢晚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合唱声中结束。那天晚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五湖四海的骨肉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大家过得特别开心。我们自娱自乐，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不眠之夜。

翻越巴山秦岭

在万源过元旦后，尽管满坡满岭白雪皑皑，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沿着马路经官渡进入陕西境内。到镇巴县渔渡区宿营。渔渡接待站的同志告诉我们，从渔渡到西安只能抄近路往石泉、宁陕方向走。要翻越大巴山脉的一座险峻的高山。那里整个冬季的冰雪只有增厚没有融化。翻过那座山往北要好走一些。

第二天，我们在渔渡吃过早餐，就沿着小路出发了。尽管山道已被冰雪覆盖，但每天南来北往，人流不断，人们走过的脚印还清晰可见。有的战友还特地为我们标了路标，所以，走那段路不会迷路。

只是那座高山太难爬了，稍不留神就会滾下山去。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翻过大山，我们来到山里的一个接待站宿营。那小地名已记不起了。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不好。因为那儿要比渔渡冷得多了。

第三天中午，我们来到石泉县城时，正逢那儿赶集，来赶集的人特别多。县城不大。给我印象最深是，见到那些来赶集的当地人，大脖子的相当多。不知道是不是水土问题所至。

那天晚上，我们住宁陕县城。我们到那里时，接待站的同志告诉我们，头天晚上他们那儿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一个教室里住的人因睡觉时不壅炭火，也不开窗，全部中毒，已送医院抢救去了。要我们不要在室内烧炭了。

第四天，我们走过秦岭，到大山里的一个接待站宿营。秦岭是南北气候分界线。秦岭往北的气候要寒冷得多。大山里寒风瑟瑟，那天晚上我们也没睡好。

第五天，我们下山了。我们顺着马路，下到连着西安城的大平原；穿过那片广阔的农田，向西安城走去。在那宽阔的大马路上跑的有汽车、拖拉机、自行车和生产队拉大粪的兽力车。

生产队进城拉大粪的粪车有牛拉的，也有马匹拉的。都是三头牛或三匹马拉一台。马路两侧的农田边还挖有许多大粪发酵池。这些大粪池还有专人看护。

我们要进城时，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师傅见到我们打着“黔东南永红中学北上串联长征队”的旗帜，即主动向我们打招呼。他说，他是凯里某中央厂矿的，也是刚从凯里来到西安。他要在那儿住些日子。我们与他稍聊后，就进城了。

在古城西安

在西安，我们住西北大学接待站。被安排一间大教室里住宿。西安气候寒冷，大学的教室都装有暖气。教学楼的每一层都有厕所。与我们同住一间教室的还有一队新疆人。他们高鼻梁，白皮肤。起初我们还以为他们是老外呢！他们都是成年的大专院校生。

除了和我们一起住的男生外，女生间还住有他们的同学。新疆人能歌善舞，他们几乎每天都相聚在男生住的教室里唱歌、跳舞。他们带有新疆乐器。我特别喜欢听他们演唱的《新疆是个好地方》、《万岁毛主席》、《向北京致敬》、《边疆处处赛江南》等新疆歌曲。

这些新疆歌曲在新疆乐器的伴奏和新疆人的演唱下，唱出了地道的新疆味道，特别让人陶醉。还有他们戴着新疆帽，端起舞盘跳的新疆舞蹈，也让人百看不厌。

在西安，接待站的食堂供应的食物以面食为主。大米类食品只有稀饭没有干饭。每餐吃的均为馒头。当地人称馒头叫馍。

西北大学位于西安古城墙外。从学校出来是大马路，大马路背后是西安古护城河和古城墙。护城河里没有水。有一段古城墙不知道是拆除或是垮塌，已缺了一个大口。闹市区在古城墙内。我们从古城门进入闹市区，不远处是个大钟楼。

它是西安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在古城西安上厕所很方便，几乎街道的每一个拐角处都有一个圆形的公厕。我们参观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逛了商场。

那时候我们只对红色景点和热闹的地方感兴趣，对名胜古迹不太在意，失去了参观和记录古城名胜古迹的机会。我们本想去看一看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的地方，因太远就不去了。

我们首次离开父母出远门。快到过年了，每个人都特别想念家里的亲人。尽管已在西安办理了去延安的钱粮，准备去延安过春节。但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都动摇了。我们要回家去与家人团聚，共度佳节！因此，我们只好去火车站办理西安至重庆的返程火车票，回家过年。

当我们从古城西安乘火车过咸阳站时，火车上的广播喇叭里播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停止大串联的通知。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高兴极了。“回家过年就是执行党中央的通知。我们做对了！”我们经宝鸡、绵阳、成都、内江抵达重庆站。

在重庆转车抵贵阳。再从贵阳转车谷硐赶回凯里。在春节前，我们平安地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历时两个多月的旅途终于画上了句号。

今天，我们都已从57年前未成年的娃娃变成了年逾古稀，两鬓如霜的老人。我们10人串联队中的潘世森、文廷章、杨胜前、文晓堂都已去世。

我们那次历时两个多月，跨越三省一市的旅行虽然只是一件普通而平凡的事情，但它却是我们人生经历的宝贵财富，曾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特写此文作纪念。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吴德康、顾永荣二位老同学的大力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23年3月30日

责编：黄素梅《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