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泽评日本车站史在疾驰中停滞，张济泽评日本车站史在疾驰中停滞

张济泽

《日本车站史：作为公共空间的近代铁路》，[日]原田胜正著，叶晓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260页，89.00元

作为铁道爱好者特别是日本铁道爱好者，国内关于日本铁道的译介书籍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书店里能买到的只有些错误百出，深度不足的铁路旅游指南，许多日本铁道爱好者已谙熟日本亚马逊的用法，疫情前通过转运或旅游带回日语的铁道资料书籍已成常态。

相信和许多读者一样，初闻本书将译介至汉语世界的消息时，我就已把它列在想读清单的第一名，印出后第一时间买到手通读，有惊喜，却也有些失望。

首先是本书的标题未免有些太大，原作的标题是《駅の社会史》，汉语书名中的“社会”两字大概是在翻译中走丢了。实际上，铁路车站作为运输系统的公共建筑，不仅有其社会史，更有其技术史、建筑学史等等，不明就里的人看到《日本车站史》，多半会以为是一部皇皇巨著，实际上本书不过是一本“新书”类型的中等读物罢了，并没有涵盖日本车站方方面面的历史。

不过即使把题目缩放到《日本车站社会史》，此书的内容也只是堪堪撑得起题目而已，关于车站形态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讨论都是浅尝辄止。可能是为了通俗易读，本书大量选用了夏目漱石、永井荷风等人的文学作品做佐证，史学考据的严谨性和数字支撑都稍显不足，结论推演也草草了事，和读者的预期显然有些差异。

拘谨的内容

由略不相称的题目说开，作为一本“车站的社会史”，本书的副标题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近代铁路”，在我看来，需要回答的是尤为关键的三个问题：社会大众眼中车站的形象发生过哪些变化？车站的技术组织调整对社会公共空间造成过哪些影响？除技术之外，车站形态又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车站不仅是公共空间，更是高度体现文化和思潮风向的公共建筑。

作者在第二章《大众化与大量化现象的先驱》中比较完整表述了车站作为普通日本民众接触铁路这一外来事物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玄关口”作用。尽管在铁路开通初期，不是每一个普通民众都能搭乘铁路列车，但车站作为公共建筑矗立在城市中央，就已是一座明显的“纪念碑”。这一时期铁路似乎也特别追求体现自身“舶来品”的属性，无论是否与城市风貌协调，一座座西洋式的站房建筑拔地而起。如笔者记忆不错的话，京都铁道博物馆甚至有这样的记述：初代京都站站房第一稿设计的外国设计师甚至因为方案过分考虑城市古都风貌，体现西洋气息不浓而被市政当局罢免，足以想见车站本身在当时就体现着日本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决心。和同一时代的清国类似，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在远离海港的内陆城市，相较于咄咄怪响的铁路机车，耸立巍然的西洋式车站是一座全天候的、搬不走的、“外来事物”挑衅式的纪念碑，这种记忆之深，感情之强，从胶济铁路济南站被拆除一事中那句“它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岁月。那钟楼的绿顶子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就可窥一斑。

初代京都站房

而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清朝，日本作为唯一的亚洲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想法逐渐萌生，与之对应的则是“和洋折衷”风格的兴起，1904年开通的二条站因兼作京都铁道的本社而聘请著名建筑设计师伊东忠太担纲设计了一座模仿二条城的和风建筑，无不体现着日本人对于自身文化和铁路这一外来事物在心态上微妙的变化。

尚在使用时的二条站

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日本相继开始在朝鲜半岛殖民地和伪满洲铁道进行铁路建设和运营，这一时期车站的设计思路和风格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06年12月，辰野金吾开始着手设计东京站，即书中提到的“中央停车场”。1907年，满铁开始着手设计新的奉天駅（沈阳站）。1910年，辰野金吾的学生和助手设计的奉天駅建成。1914年东京站建成。1925年，朝鲜殖民地首府的汉城站（京城駅）由辰野金吾的助手塚本靖设计完成。作为伪满洲、朝鲜、日本本土三地的首要车站均采用了风格高度相似的“辰野式”设计，从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在以铁路事业为代表的近代技术上，日本已经开始作为“先进”的代表，向东亚其他地区输出，即铁路从英美向日本输出的舶来品，在完成了本土的消化、吸收和重构后，已经成为了日本向外输出体系的重要一员了，甚至经过嬗变的“駅”一词，也正式进入了朝鲜汉字，直到今天韩语中Station的翻译都是“역（驛）”。

建成时的沈阳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