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日本人的罪行 日本为什么一直不对罪行忏悔

撰文 | 徐贲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史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自此以后，直到1945年，中国大地上惨遭侵略。暴行让无数生灵失去了生命。

“九一八事变”历史图片。

如今88年过去了。然而，同为侵略国，战后德国和日本“应对”各自战时罪孽方式却并不同：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他通过回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追寻忏悔与逃避背后的政治解释，呈现日本何以不忏悔罪行。

比如，日本不悔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我们今天重新推送这篇文章，回望这一段沉重的记忆——勿忘九一八，勿忘历史。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作者: （荷）伊恩·布鲁玛

译者: 倪韬

版本: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2月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神话建构

日本不悔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 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 一个是8 月6 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 月15 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

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

布鲁玛指出：

“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 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 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 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 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20 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 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

“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 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

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 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作者：（日）丸山真男

译者：陈力卫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8年3月

丸山真男亲身经历了日本从法西斯主义兴起到疯狂对外侵略，再到覆灭的全过程。点击书封查看往日文章《丸山真男：保持对政治的怀疑精神与决断能力》（作者：任剑涛）。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 （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 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中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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