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遂良
宋仁宗赵桢12岁亲政，53岁驾崩，在位42年，是宋代在位最长的皇帝，所以《清平乐》有条件集中展现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文人。粗略地算一下就有晏殊、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舜钦、石介、张先、文彦博、夏竦、蔡襄、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包拯、苏轼、苏辙等多人。实属难得。
电视剧根据这些文人的政治态度特别是才情、人品，着重描写了清雅冲淡的晏殊、忧乐天下的范仲淹、才情旷达的欧阳修和保守直拗的司马光这四个代表人物。
“太平宰相”晏殊早中状元，曾为帝师，是个老资格。可贵的是他从不专权任性，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从容的精神境界已使他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归于宁静致远。他力劝官家“顾全大局”不去见生母以免激起太后的不满，然后又故意以朝堂失礼的过错自请外放，以平息太后的怨怒。在激烈的朋党之争中，他不偏袒自己栽培提携的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亲信，恪守“治国如执秤”的公正，豁达大度。看看他在《蝶恋花》一词中表现的“独上高楼”的孤独，“望尽天涯路”的寂寞，“山高水阔”的自勉，就知道他是一位厚重内敛、儒雅亲和的文人。
范仲淹出身贫苦，随性豁达。他被晏殊推荐去应天书院执教时，因斗笠布衣被讥讽围阻。他被贬相庐后赤足蹚入河中掬水自饮，高吟“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的诗句，浪漫而清高。他正直无私，多次犯颜直谏，独排众议，治军经武，淡泊名利，“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忧乐安天下。他一贬河中通判，朋友们送他出京，称赞他“此行极光”；二贬睦州知州，送行者又赞他“此行愈光”；三贬饶州知州时，又被赞为“尤光”。三贬三光，天下无双。《清平乐》是把他当作一代文人的精神领袖来塑造的。演员的表演也恰到好处。
欧阳修是一个性情中人，锋芒毕露，不知设防。当他在朝堂上面对群臣揭发他与外甥女有染时，急得赌咒发誓、满头大汗，当他在大街上被落第考生诬他舞弊并加以奚落时，显得狼狈不堪，难以应对(幸亏年轻的苏轼仗义为他解了围)。欧阳修心地坦荡，爱惜人才，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文彦博、司马光、韩琦、包拯等都受到过他的栽培、保护或推荐，他被誉为“千古伯乐”。欧阳修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也是金石、诗话、插花等艺术的开创者。他是个有情趣的人，不然写不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的诗句啊。
司马光是个正人君子，保守派，固执偏激。年少时，头上就戴着“砸缸”的光环。他饱读诗书，循规蹈矩。《清平乐》把他塑造成一个忠君守制、正直不阿的儒家传统承继者。他经常引经据典，从权循例，以牵衣拦道、长跪不起、摘冠明志、以头触地等方式实行“死谏”，逼得官家气急败坏，以赢得自己的令名清誉。当他跪地死缠官家，要他杀掉梁怀吉时，福康公主质问他：你是不是觉得爱恨嗔痴都是有罪的，都该杀？这是问到了要害。司马光曾赞扬一个因守礼闭门不出被活活烧死的妇人。他把礼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正是以礼杀人。尽管他自己是个道德模范，但压抑和放纵同样不是正常的人性，不可提倡。电视剧多少有点渲染了司马光的愚忠和假道学，但这也是艺术的需要。
以范仲淹、欧阳修、韩琦为首的改革派(包括因以公款聚宴被弹劾革职出京的苏舜钦、王益柔等)，以吕夷简、王拱辰、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司马光也可包括在内)，和以晏殊、富弼、文彦博为代表的中间派之间在朝堂、内阁、官家面前以及酒肆私宅中无数次的辩论、攻讦、质问、对掐，是《清平乐》中最好看的剧情之一。这些文人之间言辞之激烈、争论之火爆，如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也把语言推向了极致。
这种辩论之能够正常进行，得益于宋代重文轻武的体制和皇帝开诚纳谏、不罚言官的传统，形成官家与士大夫对国家的“共治”，官家管着所有的大臣，所有的大臣又管着官家，从内而外地对皇权有了某种制约。
因为党争、政见、人事、后宫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连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大臣都多次被贬。这些文人迁客多愁善感，受到委屈和不公正的处置，郁郁寡欢时，文学就来叩门了。《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沧浪亭记》以及像“碧云天，黄叶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人生多求复多怨”“镇日无心扫黛眉，相酌相劝忍分离”这样数不清的诗词，就成了我们上中小学时要欣赏、学习、默写、背诵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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